要写吴劳，不能不写他爱骂人的脾气（不为尊者讳，这也是吴劳的人生信条之一）。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性子急，脾气坏（真不像传说中的苏州人），看见、听见不顺眼、不顺耳的事情，立马开骂(不过从来不带半个脏字)，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就连坐公车时别人给他让座，他都会侧目以对：我有这么老吗？跟他交往的人中，不管是相交几十年的老友，还是新入职的同仁，甚至是初次谋面的译者，几乎无一幸免地被他骂过，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其实，如果你对他有所了解，就不会太把挨骂当回事，因为往往你这边还在为挨骂感到委屈，或余怒未消，他那边早就像没事人似的，拿着报纸或稿纸，来跟你交流看到的趣闻或发现的问题了，在这种时候，你想生气都不好意思了，除非你是那种……（此处省略若干字）。再者说，很多时候，吴劳针砭时弊，骂业内不正之风，其见解还是很有道理的，所谓话糙理不糙，只要换个时间，换个场合，换个比较平和的方式，相信很多人还是能够接受的，但那样的话就不是吴劳了。
　　吴劳五十八岁正式入职，鉴于其对出版社的重要作用，以及孑然一身的实际情况，单位特批他延迟退休，直到七十周岁（据说这是人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才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此后一直返聘，照常上班，参与室里面选题制定、约稿、审稿等所有工作，同人们谁也没有当他是退休职工。直到十多年后的一天下午，社长把他叫去，回来时他一脸落寞，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没有看稿子，也没有了以往的自言自语。尽管我有点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忍不住问他，怎么啦。他幽幽地说：“炒鱿鱼哉。”原来，社里考虑到他年事过高，每天上下班，路上难免有个闪失。为此决定不再返聘他。那天下午余下的时间里，整个办公室里格外安静。不过，社领导毕竟善解人意，同意了吴劳每周来社里一到两次的要求，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把他的办公桌另做安排，后来的若干年里，他基本上每周一、周四都要来社里，不为干活，就是看看报，聊聊天，骂骂人。记得他八十五岁生日那天，编辑室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清茶、蛋糕之后，他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小小的沃克曼（很多年轻人恐怕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了吧），按下按钮，里面传出我们熟悉的吴劳的歌声（吴劳喜欢唱歌，不管是翻译家协会年会，还是单位的年夜饭，凡有聚会，吴劳必定献唱，从《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到《草原之夜》，走的都是抒情路线），原来他根据我们一些同仁的特点，录了几首不同的歌送给我们，并附上一张张字条，写着或勉励、或提醒的话语，此时的吴劳，那么慈祥，那么可爱，我等在场同仁无不为之动容。当时我们商议决定，在未来几年里，再为吴劳筹办他的八十八米寿和九十大寿。遗憾的是，不再工作的吴劳，身体每况愈下，我们不时听到他生病住院的消息，直到去年他最后一次住院，再也没有出来，我们始终未能兑现当初的承诺。
　　吴劳的故事很多，非我这支秃笔一时半会儿所能写尽写透，今后若有机会，容我再做分解。最后想到两句话，自认可以作为我对我所熟悉、理解、敬重的吴劳先生的写照：
　　三十年做嫁衣　任劳任怨　点化佳译无数飨读者
　　一辈子讲真话　无畏无惧　留下诤言良多励后人
　　吴劳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