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吴劳八十五岁生日那天，编辑室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清茶、蛋糕之后，他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小小的沃克曼，按下按钮，里面传出我们熟悉的吴劳的歌声……
　　2013年10月30日早晨，在去单位的公车上，接到吴劳外甥王骎先生的电话：今天临晨四时许，吴劳去世了。虽然吴劳住院已一年多，去医院探望时，已认不出我，因此，对这一刻的来临已有心理准备，但真的接到噩耗，仍然难抑悲痛之情，这位历经坎坷，却始终热爱生活，真心“好想再活五百年”的老人，终究没能抵挡住大自然的规律，带着遗憾，走了。
　　初识吴劳，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我刚进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与同样令我崇敬的方平先生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一个星期六（当时还没有双休日）的下午一点钟左右，门外闪进一个个子不高、戴着酒瓶底眼镜的中年人，直接来到方先生的办公桌前，开口一句糯糯的却又高亢的苏州话，“方平，倷好！”一屋子的人都抬起头来。方先生连忙向我们介绍，于是我们知道了，他叫吴国祺，笔名吴劳。苏州大学英语教师。吴劳是个自来熟，很快就跟我们成了多年老友似的。他还是个“话痨”，操一口苏州官话，天南地北，中外古今，什么都能聊。那天下午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恍如昨天。在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每到周六的下午，我们都无心干活了，心里有一种期盼，期盼听到吴劳的吴侬软语，听到他的神侃海聊。他也每每会如期而至，一来会老友，二来交或接翻译活儿。总是下午一点左右来，坐五点左右的火车回去。
　　经过方先生及其他前辈的介绍，我知道，吴劳在“文革”前已有《马丁·伊登》、《章鱼》　等译作出版，因被错划成右派，从上海“发配”到外地“劳改”，释放后被遣返苏州老家，先是在里弄生产组干活，后通过考试进入苏州大学教书。当时国内刚时兴托福考试，学校把它拿来作为对青年教师的水平测试，尽管吴劳已五十好几，但学校领导也许是为了测试一下他的真实水平，就问他能不能参加考试。吴劳二话没说，立马进入考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裸考啊），成绩出来了，600＋，名列全苏州前茅，学校领导和师生们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译文出版社刚挂牌不久，一批在“文革”中遭到不公正待遇、被迫改行的原出版人纷纷来归。而爱才心切的时任副总编辑孙家晋（吴岩）自然没有忘记吴劳。在他与方平先生等的大力推荐下，1981年，时年五十八岁的吴劳先生正式来到译文社工作，开始其为人做嫁衣的职业生涯，也开始了跟我和我当时的小伙伴们长达三十年的既是同事又为师友的交往。
　　吴劳先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有着非常深厚的英文功底，对西方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如数家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编辑工作的那份认真甚至较真的态度。译文社提倡对每一部译稿都要对照原文进行逐字逐句的审校，吴劳是最好的身体力行者。说一句有点肉麻的话，他对每一部译稿，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尽管他终身未娶），经他手改过的译稿，有的时候真的会让译者脸红（笔者就有亲身体验），当然也难免与译者产生矛盾、争执，因此在办公室里看见他与译者为某个句子争得面红耳赤的场面，对我们来说成了家常便饭。有些译者不一定对吴劳改过的稿子完全信服，但大多数译者对吴劳的辛勤劳动都会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激。他在职及返聘的那些年，《狄更斯文集》、《海明威文集》、《福克纳文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一套套、一部部令读者津津乐道，为译文社带来良好声誉的作品相继问世，其中无不浸透着吴劳的心血。他担任责编的书稿太多了，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出了。
　　吴劳曾经是个专业译者，在从事编辑工作之后，当然没有放弃翻译这个“业余爱好”。在编辑室的邀约下，他先后译出了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春潮》、《伊甸园》等。《老人与海》的责任编辑是一位当时入职不久的女编辑，在审校过程中，把译稿中一处带有南方色彩的用语改成了比较道地的北方话，吴劳看后击节叫好，认为这样更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以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把这当成了翻译教材，逢人便说，所谓“一字师”是也。其从善如流、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老人与海》各种版本的累积印数已达一百五十万册，成为出版社的畅销书、常销书。不敢说吴劳的译本完美无缺，但得到了那么多读者的喜爱，则是不争的事实，也不负吴劳著名翻译家的名头，虽然他至死都不愿接受“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