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他的书信是研究他的思想的重要材料。一般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五十年代的通信较少涉及自己的政治思想。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他在迷恋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约一八四七年春至一八四九年春）的信件没有保留下来，很可能这些信件在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主要成员一起被捕之后被收信人销毁了。一八五四年出狱以后在西伯利亚期间，他在一些信中曾谈到对信仰、对基督和真理的看法，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否定，对俄国人民的态度以及俄国的使命的理解等等，这些信件在说明作家这一时期的思想方面无疑是重要的，但数量甚少，对有些问题的阐述也不明确。到了六十年代，特别是一八六七年出国侨居西欧期间一八七一年回国以后，他在信中比较直率地表述了他对当时俄国和西欧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他写于不同时期的书信之间的差异，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确实有一个变化过程，同时也说明，经过苦役和流放，经过农奴制改革前后激烈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以及对西欧社会生活和矛盾的观察和思索之后，他认为可以立场鲜明地、全面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研究俄国现实问题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别林斯基，他把别林斯基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虽然一八六三年他还向别林斯基的遗孀表示他“热爱和尊敬”她的“永志不忘的丈夫”，但是在六十年代下半期他便把别林斯基列入“祖国自觉的敌人”、“反动分子”之列，称之为“俄国生活中最可恶、最愚蠢和最可耻的现象”。他对别林斯基进行如此攻击的根本原因，是把他看成四十年代革命思想的代表，六七十年代“虚无主义”盛行的根源。他毫无根据地指责别林斯基等人脱离俄国人民，否定俄国的独特性，拜倒在西欧脚下。他竭力指责社会主义者，批评他们轻率地否定人类“永恒的理想”——基督，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一种建设美好社会的“空想”，似乎巴黎公社的失败证明了这种“空想”的破产。他强调俄国发展的独特道路，声称“我们的宪法体现了君主对人民、人民对君主的互相的爱”，“我们国家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爱”，俄国的使命是“显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俄罗斯基督”，他甚至公开承认“我在国外成了俄国的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了”。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侨居国外时的通信比较明确地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背叛了自己原来的信念、爱戴皇上的人”却仍然受到沙皇政府的怀疑，难怪他在信里要大骂“混蛋，简直是混蛋”了。
    一八七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以后，开始与俄国政界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交往，同时也广泛接触了俄国现实生活。七十年代中期，他在表述自己观点时虽不如前期那样激烈，但基本立场并无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社会矛盾加剧、革命形势开始高涨的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处于“虚无主义”影响下的青年的抨击有所缓和。他肯定俄国青年“真诚、心地纯洁、渴望真理，为了真理而不惜牺牲一切，包括生命”。他深切感到俄国社会的“腐朽”，充满“痛苦”，“到处都是谎言”，认为“大家在渴望一种新的公正的生活”。他一再强调要寄希望于人民，“要接近人民，扎根于人民”，“我们能否得救全在于人民”。这种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变革的渴望，对青年一代的追求的某种同情虽然没有改变他的根本立场，但毕竟反映出他思想矛盾的某些方面。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六十年代的书信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并不能勾画出他思想的全貌和全部复杂性，他所特有的“赞成与反对”，因此，在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时，除了他的书信以外，参考他的其他作品是十分重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坎坷。他在青年时代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经受了假死刑的折磨，在西伯利亚度过了四年监狱和四年兵营生活；回到圣彼得堡以后，和他哥哥一起先后出版《时报》和《时代》杂志，最后因难以支撑而停办；他哥哥去世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承担了他的大量债务，经常受到债权人的催逼，因而不得不避居国外。他的个人生活也充满不幸和痛苦；父母早亡，本人患有癫痫症；他的第一个妻子伊萨耶娃和他对苏斯洛娃的爱情没有给他带来欢乐，只是与斯尼特金娜结婚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有幸福的家庭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提供了有关这些方面的生动材料。此外，这本《书信选》还收入了一些反映作家对轮盘赌的迷恋，对预感（梦）的迷信的信件，因为它们不仅反映出作家个性的某些方面，而且与他的创作，与他在刻画人物心理时流露出来的神秘主义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