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卷帙浩繁、具有世界影响的长篇小说、政论和文学评论之外，还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书信。陀氏的书信是他毫无修饰的心迹袒露，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展示了他内心从十九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的感受和变化，无疑是他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他的书信也和他的经历一样，历尽坎坷，有的被涂改，有的已经散佚，并未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一八八三年斯特拉霍夫编的第一本作家的传记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书信、笔记》中，仅收入书信一百五十七封，其中有些还是经过删改了的。苏联在二十年代对陀氏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出版了陀氏的作品集和书信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A·道里宁主编的陀氏书信集共四卷，第一卷出版于一九二八年。最后一卷问世时，已经是一九五九年了。这部书信集共收有书信九百三十五封，在新版的三十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一九七二—一九八四）出齐之前，可说是收录陀氏书信最完全的一个本子。我们这本《书信选》就是从上述本子中选译了二百多封书信辑录而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无产者作家”，对他来说，写作不仅是文学家的神圣职责，也是一种谋生手段。因此，他除了在狱中的几年之外，从未间断过写作。他通信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谈他的作品。例如：一八六五年九月他给卡特科夫的信详细描述了《罪与罚》的基本情节和主题；一八六八年初他给迈科夫和伊万诺娃的信指出《白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在《白痴》完成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向迈科夫、斯特拉霍夫等人透露《无神论》、《大罪人传》等“规模宏伟的长篇小说”的构思，虽然这些构思并未实现，但却和《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有着密切联系。在《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发表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通过书信向编辑说明小说中的人物或某些章节。另外，有一些书信虽未直接谈到具体作品，但信里的基本内容却写入了某一部作品，如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他哥哥详细描述他四年的狱中生活和难友情况的信，便成为《死屋手记》的部分内容；一八七六年六月七日作家给阿列克谢耶夫回信中对《圣经》故事（魔鬼在旷野中为了诱惑耶稣而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解释的基本思想，便体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杜撰的《宗教大法官》中了。总之，这类信件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某些环节，是研究作家创作过程的极为有价值的材料。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艺思想在他的书信中也有所反映。他充分肯定了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文艺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要求作家确切地了解所描绘的现实和它的细节；同时他又提出关于现实主义的独特见解，认为“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有时构成了“现实的本质”，作家不应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声称“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他指出存在着某种艺术奥秘，因此叙事的形式从来也不能在戏剧中找到相应的形式，“艺术中的虚构是有限度的，也是有规则的，虚构应尽可能接近现实，以期达到使我们几乎要信以为真的程度”，这些对内容与形式、现实与幻想的界限的观点都是颇有见地的。至于谈到俄国文学，他把普希金奉为“偶像”，他也十分推崇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才华，但又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地主阶级的文学。它已说出了它能说的一切……”对于像列舍特尼科夫那样的平民知识分子作家，他虽然并不赞赏，但还是承认他们“毕竟表达了艺术作品中需要某种新的、并非是地主阶级的东西这一思想”。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对西欧作家如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高度评价，从中可以看出西欧文学给予他创作的巨大影响。涉及自己的创作经验时，他认为“一个作家的最大技巧便是善于删改”，对作品要成年累月地进行加工。这些材料也可以廓清那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创作草率从事的说法，其实他的创作态度还是严谨的，像《罪与罚》、《白痴》、《群魔》等都是数易其稿，当然，他迫于经济条件，不可能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那样精雕细刻，因而他在信中不时流露出对他们的一股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