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等东亚国家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方略，用本币低估和适度保护的政策来推动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有效地增加了就业，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
　　由于这种政策能够用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对那些由于采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致消费率偏低的经济体来说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补充，甚至可以看做粗放增长方式的延伸。中国从1994年1月起废除了原有的外汇管制和官定汇率，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进行了人民币的深度贬值。这意味着中国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一样，取得了促进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
　　然而东亚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继续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会变成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情，必须进行调整，采取以改善资源结构为目标的平衡贸易战略来加以替换；　否则就会因为外汇储备过多、货币超发而引起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膨胀，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大致上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界就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实行汇率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降低减少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频度和发行货币、收购外汇的规模。
　　在开始讨论时，主张汇率市场化的声音显得很微弱，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少数学者勇敢地发出了“不要怕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直到2005年，学者和党政领导之间才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当年7月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
　　在这本书的第五章，可以看到对于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剖析。
　　为什么虽然党政领导三令五申，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步履维艰？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
　　3.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使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从微观经济层面看，粗放经济造成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愈来愈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人类生存所必要的条件：空气、土壤和淡水也不能得到保障。
　　从社会层面看，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失调，贫富差距趋于扩大，劳动大众由于无法享有增长带来的福利成果而愤懑，使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经济增长质量下降，集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放缓和由此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 由于生产结构变化和引进外国技术，有了比较快的提高。但是，随着这类适应性效率提高因素的逐渐消退，而新的、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又没有得到发展，TFP增长显著放缓。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1979-2007年TFP年均增长率达到3.72%，而2008-2012年则下降到2.21%。也就是说，最近几年，代表效率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出现了恶化的态势，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因此出现明显的下降（《2012年中国投资回报率仅2.7%》，载《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7月29日）。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实施强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增速，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使许多原来前些年被GDP　高增长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显露出来。
　　然而，采取不顾后果的短期政策进行刺激，无异于引鸩止渴，将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后果。
　　问题正在于，近年来开始流行起一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生产函数分析长期增长问题的潮流，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造成的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这种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元投资和十万亿元贷款的救市措施，把GDP　增长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以后，GDP增长率就开始了连续五个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
　　一些地方也用大上城建项目的办法来拉升GDP增长率，以便在“光荣榜”上争名次。有的地方提出的口号叫做“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有的地方依靠政府这架“发动机”和超过本地GDP100%的投资，把GDP增长率拉升到两位数。
　　但是从整体来说，这次刺激政策的拉升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又再次下降。看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学所谓“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