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采取不顾后果的短期政策进行刺激，无异于引鸩止渴，将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后果。
　　问题正在于，近年来开始流行起一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生产函数分析长期增长问题的潮流，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造成的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这种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元投资和十万亿元贷款的救市措施，把GDP　增长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以后，GDP增长率就开始了连续五个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
　　一些地方也用大上城建项目的办法来拉升GDP增长率，以便在“光荣榜”上争名次。有的地方提出的口号叫做“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有的地方依靠政府这架“发动机”和超过本地GDP100%的投资，把GDP　增长率拉升到两位数。
　　但是从整体来说，这次刺激政策的拉升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又再次下降。看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学所谓“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种靠海量投资拉动　GDP 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中国银行曹远征博士、博源基金会马骏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等学者2012年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分别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存在着中长期风险（曹远征等：《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财经》，2012年6月11日；李扬等：《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及其风险评估》，《经济研究》2012年第六、七期；马骏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一些学者最新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种风险正在增大（夏斌：《防范大面积经济危机突然爆发》，《投资者报》2013年7月22日）。李扬教授指出，2009年以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风险趋大。在负债端，杠杆率（负债对GDP的比率）不断攀升，到2012年末，已经从2008年的146%，提高到194%，主要集中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身上；而在资产端，可交易变现的资产数量太少；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存在偿债风险（李扬：《国家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趋坏》，财新网，2013年7月1日）。
　　经验表明，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过高，就容易在受到某些冲击的情况下引发具有连锁反应特点的偿债危机。一些亚洲和欧美国家的经济都曾身受其害，由于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而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中国也应当从别国的失误中汲取教训，采取切实措施防患于未然，消解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总的方针应当是在运用短期政策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保证中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
　　从近期来说，除了通过短期政策的及时调整，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还要采取去杠杆化措施，尽力从源头上化解风险。后一方面的措施包括：（1）制止目前仍方兴未艾的盲目“造城”等投资冲动；（2）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偿还社保、公租房等方面的或有债务；（3）对铁道等负债率过高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债务重组，出售部分资产偿还债务；（4）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减持国有股或整体出售国有企业、处理“晒太阳”的开发区地产等措施盘活某些已经处于“僵死状态”的资产存量；（5）在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底数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化解风险。如此等等。
　　正如本书所反复申论的，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研、教育体制等方面建立起能够鼓励创业和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已经宣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现在有关方面正在按照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准备即将推出的改革总体方案。紧张地调查研究，为制定路线图和总体规划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