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海文化界出现了一位活跃人物，他在文学创作、考古收藏、书法艺术、办刊编书、社会活动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他就是我们钱氏后裔汉东先生。前几天，汉东兄又被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授予第六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的称号，并荣登榜首，真是可喜可贺。或许是本家同姓的关系，对于他的行迹，我一直十分关注，并为他取得的每一个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次汉东兄又推出新著散文随笔选，热情地邀请我为之写序，我十分乐意。我很早就读到汉东写的文章，内容较为丰富扎实，涉及的知识面很宽，文笔也生动流畅，学养较深，给我留有很深印象。

　　我认为，在一个真正的作家身上，思想的力量与感情的力量是融为一体的，一个的强大会增加另一个的力度，而不会使另一个削弱。知识分子应独立于天地之间，要有独立的人格，即陈寅恪所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知识分子以此为乐，当然有很多人做不到。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坚持自己的品性的，不随波逐流，要有感而发，不弄虚作假、不哗众取宠。我喜欢诸葛亮，当然他后来做了蜀汉丞相，但我敬慕、钦羡的是高卧隆中时的草野隐士诸葛亮。后来知道了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名言，我心目中最初形成的诸葛亮的形象就益发鲜明、高大起来。我年少时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也常带着自豪的感情说自己是“山野散人”。这大概是我此后养成的遗落世事、淡于名利等癖性的先声。

　　中国是一个历来重视历史的国家，这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经世之道、学以致用、有益社稷、造福民众。然而，文人书生普遍存在一种流弊：想得多，说得多，做得少，缺少办实事的才干，好高骛远，空谈误国。我对于那些能办实事的文人一直是很欣赏的，汉东的办事能力很强，这在文人中比较少见。记得2001年，他策划并主编《上海作家散文百篇》一书，作为迎接新世纪的礼物。一般说来，这也可能编成一部极普通的选本。但经过钱汉东等人的特别策划，此书的出版成为上海文坛的一桩盛事。他邀请了在沪的、有文章收入本书的七十多位作家在光明中学签售，我和徐中玉、蒋星煜等先生都参加了，那壮观的场面，让人感奋。热情的读者，清晨5点多钟就来排队，六百余册书售罄，轰动整个上海，在海内外文化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他又把由百名作家签名的6册图书进行编号义拍，并将拍得的18.8万元人民帀全部捐给上海慈善基金会，让上海作家献上一份爱心。这前前后后有多少杂务要处理，多少人情要打点，可他从容不迫，做得井然有序。当家乡诸暨遭受特大水灾时，他毅然拿出自己创作的10件书法作品、收藏的10件古代瓷器以及图书签名本等举行义拍，所得78.8万元悉数捐给诸暨灾区民众。经他策划，一块巨大的“钱王训示碑”在上海中山北路曹杨路路口的长城大厦前立起来了，成为沪上又一道风景线。徐中玉先生曾多次赞赏汉东兄的办事能力，我耳闻目睹，果真如此。

　　钱汉东当选上海钱镠研究会会长后，为钱氏家族做了许多实事，其中就包括这次《钱氏家训》在沪申遗成功，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很不容易。他还时常来看望我，每次都会带来一部他写的沉甸甸的新著，我先后读到了《寻访中华名窑》《日照香炉》《名人印象》《钱汉东诗文墨迹选》《钱汉东考古文选》等，这里凝聚了他的多少心思。他也是大忙人，主编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品牌杂志《新读写》，社会工作又不少，哪有这么多时间读书、写作、研究学问？他告诉我，平时很少应酬，潜心读书，认真做事，与世无争。相比而言，我是很懒散的，讲得好听一点，是散淡、闲适，从来也不用功，率性而为，自己喜欢的、爱好的才做，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

　　这部反映钱汉东文化理念和人文追求的散文随笔选（《钱汉东散文随笔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8月版），我看了觉得有不少值得一读的内容，由于他是记者、编辑、作家出身的学人，视野比较宽阔，写出的文章深入浅出，更注意适合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所以文章读来生动有趣且富有内涵。我也期待着汉东兄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