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8日，梁漱溟诞辰120周年。借此时机，多部梁漱溟作品再版，而围绕梁漱溟其人、其事、其思想的纪念研讨活动也相继在全国各地举办。
 
    出席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纪念活动时，梁漱溟的长子、89岁高龄的梁培宽慨叹，他父亲就像一个“出土文物”。
 
    学者、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梁漱溟被外界冠以诸多称号，经年累月，却不断有人这样发问：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
 
    10月20日，“这个世界会好吗？——纪念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梁漱溟嫡孙梁钦宁同台对谈，以各自不同的视角解读梁漱溟。
 
    “我一生都是拼命干的”
 
    上世纪70年代，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的艾恺开始研究梁漱溟，其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于1979年在美国出版，成为海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梁漱溟的著作。艾恺也由此被誉为“梁漱溟研究第一人”。
 
    研讨会上，首先发言的艾恺站起身，在讲台前来回踱步。他用流利的汉语表示：“作为历史学家，我想稍微修正一下自己原来对梁漱溟先生的‘鉴定’。”
 
    几十年来，艾恺在向人们介绍梁漱溟时，习惯为他冠以“哲学家”的头衔。“不过现在，我认为更应该强调其‘活动家’的一面。”艾恺说，梁漱溟有点像印度历史上的甘地。
 
    艾恺给出了自己作此更改的缘由。1980年夏，已经研究了近十年梁漱溟的艾恺，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已是87岁高龄的梁漱溟。艾恺回忆，头一次访问，梁漱溟就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去实行、实践的人。”
 
    正是这番话，让艾恺开始重新认识眼前这个复杂的研究对象。
 
    此后两人的接触中，梁漱溟曾多次跟艾恺说，自己没有资格当一个学者，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唯一的嗜好只是思考问题。
 
    1987年11月，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一场梁漱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梁漱溟曾拍着桌子大声说：“我不单纯是一个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投身社会活动，以他积极践行乡村建设为标志。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实验研究院，很快成为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领袖。此后七年间，他先后在邹平成立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农场、医院、图书馆、社会调查部和师范学校，还曾组建农民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然而，梁漱溟在邹平的“乡建实验”，最终随着抗战的爆发而偃旗息鼓。
 
    “梁漱溟到农村去搞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建设新中国的最初实践。”许章润说，直至今天，经过疾风暴雨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中国乡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还需要回到乡村，回到中国文化的根。
 
    “我全无悲观”
 
    “这个世界会好吗？”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投湖自尽前曾如此问道。而这一问，多年后也成了“梁漱溟之问”。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在为两个问题寻找答案：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
 
    “今天，但凡梁漱溟所思考的问题、所为之焦虑而奔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许章润看来，自1840年以来，中国核心的历史主流意志和主流问题所围绕的根本之处，不外乎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
 
    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许章润认为，重温梁漱溟的精神遗产“依然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桥”；而关于人生，人们常说立德、立功、立言构成三不朽，“梁漱溟则尤其以立德构成三不朽之核心”。
 
    梁漱溟家人讲述的一段故事，也许能为其道德人生作出注释。
 
    “文革”结束后，梁钦宁曾问过祖父梁漱溟：“红卫兵抄家，您生气吗？”“不生气。”老人只回答了简简单单三个字。
 
    “为什么？”梁钦宁说，他感到有些奇怪，当即追问祖父。“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梁漱溟答道。
 
    许章润认为，梁漱溟一生以佛家的态度对待自己，而以儒家出世的态度对待社会，“儒佛一体的心智和心性，为今天中国之所缺，可能也是千古绝唱”。
 
    1917年，24岁的梁漱溟正式前往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第一天，他便当着陈独秀的面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很突然，犹豫一阵后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则可以讨论。
 
    “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四年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在他心里，儒佛本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
 
    艾恺在著作中将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亦曾引起诸多争议。一位著名的新儒学代表就曾多次提出：“如果梁漱溟算最后一位儒家，那我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