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用方言化写作描摹上海城市姿态的小说《繁花》成为小说界“黑马”，收获了“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小说家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等诸多荣誉，自今年3月单行本出版以来，累计印数已突破5万册。今天上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在京主办“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研讨会”，探解《繁花》的成功密码。

　　梁鸿鹰、雷达、胡平、吴秉杰、胡殷红、施战军、阎晶明、吴义勤、孙甘露、程德培、吴亮、陈建华、张屏瑾、陈子善、王纪人、小白等20余位京沪作家、评论家先后发言认为，《繁花》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它试图通过对上海日常生活的精密重构和再现，还原上海几十年的生活史，从而逼近我们对日常生活审美质感的理解。

　　“但金宇澄并不是一个榜样、标杆。”中国小说协会会长，评论家雷达坦言，“他的写法是很难复制的。”文艺报总编辑、评论家阎晶明说：“《繁花》具有标示性的意义，标示着可能出现的新气象。”

    生活·超越生活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说：“说到上海叙事，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4位作家是绕不过去的，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以及金宇澄。”

　　雷达也将《繁花》定义为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和最好的城市小说之一。“世态人情、饮食男女、男欢女爱，真实地摆在一个时间的过程里。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日子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雷达说，“在《繁花》里，人物并不重要，作者突出的是市井生存状态和城市特有的话语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是说不出来的‘无名’状态，是城市的生活姿态，或者说‘时间在上海是怎么消耗掉的’。”

　　评论家阎晶明指出：“很多作家愿意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大时代。但现实往往是，当我们写日常生活的时候可以写得很真实、很细碎，一旦跟大时代结合，就做不好。现在有些作家干脆把大时代变成‘小时代’，反而能够成功，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找到时代的最本质的东西和回应我们焦虑的那部分内容。所以，我们特别渴望有作家既把生活写得那么悠长，但在世俗的风景背后，又能看到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里，这可能是《繁花》最具有剖析价值的地方。”

　　王纪人也看到了叙事背后的时代焦虑：“《繁花》里写到很多饭局，饭局之多恐怕只低于《红楼梦》。这是对欲望的叙事，但并不是对欲望时代的自然描绘，而是写出了欲望时代的无意义和悲凉。从‘青葱’年代到欲望年代，繁花落尽悲凉丛生。”

    方言·超越方言

　　评论家陈子善在研讨会上用上海话读了《繁花》的开头部分，京城评论家直呼“一句也听不懂”。

　　虽然“听不懂”，但一定是能“看懂”的。胡平说：“这是经过改造的方言，不用‘阿拉’、‘侬’，但用‘事体’（事情）、‘不响’（不吭声），放在语境里完全能懂，还有助于营造市井气息。”

　　雷达指出：“一个地域性特点很明显的作家，底牌就是方言，他是用方言来思维的。方言具有生命力，渗透了诗化主题，是有感情的，而不是日常生活的罗列和冷冰冰的原生态。”

　　“爷叔怎么写那么好！”王纪人引用上海网友的这句话，来评价金宇澄对方言运用的圆熟和大胆。“小说充溢着上海的‘腔调’。但使人感兴趣的又不仅仅是上海方言的活泼、生动和地域特色的浓墨重彩，《繁花》远远超出了方言小说和地域小说的概念，它在叙事中重建着与历史的关系。”

　　“如果不用方言写，《繁花》不会成为经典。但如果把它的意义和价值定性为‘用上海方言写得最饱满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价值再过几年也许就不会火热了。”阎晶明坦言，“方言不是核心，只是形式。形式总会被更有耐心的人来替代，而留下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就像老舍对北京，赵树理对山西，沙汀对四川，都是方言写作，但今天不能说他们用方言写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要把形式抛开，看到《繁花》这部小说的独特、贡献甚至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