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的残酷带来了理想的幻灭，年轻人变得不再关心政治。而美国军火商在一战中大发横财，直接拉动战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都市化进程和娱乐业的蓬勃兴起创造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以当时的标志性商品——汽车为例，福特的汽车流水线已可日产汽车4000辆，每辆价格从950美元降到290美元，大多数美国人都负担得起，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王国”。流动的快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驾车本身就成为现代生活追求自由与享乐的标志。

　　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禁酒法案，但州政府对联邦政府阳奉阴违，禁酒终成一纸空文。贩卖私酒成了最赚钱的产业，人们享受着违反禁忌的快感，法律权威一落千丈。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禁酒运动才宣告结束。清教徒的道德体系已土崩瓦解，人们对金钱、烈酒、性的诉求不再讳莫如深，标榜人人皆有机会致富发迹的“美国梦”深入人心。1920年，美国宪法修正案赋予女性投票权，女性的解放意识逐渐增强。留着波波头、在公共场合抽烟的“新女性”们开始涌现，她们喜欢夜间派对，私生活混乱，泽尔达可谓典型代表。菲茨杰拉德形容她们，“自私而不负责任”，却“无可救药的迷人”。

　　菲茨杰拉德不同于那时盛行的现代派作家，充满炫技的表达；他也不大关心直接的现实主义的针砭时弊，他所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作品中频频出现的高尔夫球场、乡村俱乐部和豪华宅第的上流社会聚会，无一不是歌舞升平的“爵士时代”的真实写照。

　　爵士时代是菲茨杰拉德最为春风得意的十年。他的名气水涨船高，鼎盛时期一个短篇能卖得上千美元，出卖小说的电影改编权更是毫不费力就收益颇丰。靠给杂志写稿子，他的年收入平均有25000美元，当时教师的平均年收入是1299美元。夫妇俩纵情享乐，挥金如土，是所有派对的座上宾，高级商店和酒吧的常客。这对金童玉女组合还以出格的行为频频登上各类小报。比如当众跳进广场饭店的喷泉，又浑身湿淋淋站在桌子上跳舞；因为过于喧闹，而被房东撵走一次次搬家……但夫妇俩的知名度反而大大提高。“他在美国和法国的私生活几乎与他的小说一样为人乐道。”读者越来越期待从他的作品中一窥那令人目眩神迷的上流社会。

　　失而复得的婚姻，使得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一年之后口袋里金钱叮当响才娶到那个姑娘的男人，将永远珍视他对有钱阶级的终身的不信任和敌意——不是出于革命者的信念，而是出于农民郁积满怀的愤懑。”这也是菲茨杰拉德几乎所有作品中矛盾而争议的视角，既嘲讽金钱至上的浮华，富人的虚伪残酷——“黛西的浪漫，最终露出了白骨”，但也无法离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著名的粉丝、作家村上春树评价：“菲茨杰拉德小说的一处魅力，乃把种种相反的感情，逼仄挤压在一起。”也许就像作家本人所总结的：“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不加节制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谁毁了谁？

　　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是艺术家云集的胜地，“迷惘的一代”就发源于此。1924年，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移居法国。一方面寻求新的灵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实考虑，两人生活豪奢以致常常入不敷出，而在法国生活实惠很多（当时法郎与美元的汇率是19：1）。但不久他与泽尔达的感情便遭遇危机，几近破裂。

　　泽尔达向来豪放随便，以前就与丈夫的男性朋友过分亲热，常让菲茨杰拉德苦恼嫉妒。当他集中全副精力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泽尔达却很不满，她天天在海滩游泳、舞会闹腾，认识了一个法国飞行员，跑回来要离婚。菲茨杰拉德甚至提出要同情敌决斗。但事实上那个飞行员都不知道泽尔达会为了他闹离婚。菲茨杰拉德后来总结妻子，一直都追求生活莫名的戏剧性，“她是自己那奇怪梦想的受害者”。经此一役，两人感情元气大伤。缥缈不定的情绪被带入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之中，成为小说令人迷幻的魅力。

　　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最初销量平平，鲜有人叫好。但它的价值后来被文学史家所发现，并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著名作家T·S·艾略特再三读过这部小说，赞叹它“是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跨出的第一步”。但菲茨杰拉德的生活也从这一年开始在酒精中沦陷，更糟糕的是，泽尔达的精神状况也开始出现问题。菲茨杰拉德文学圈的朋友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泽尔达毁了他，她讲究排场，奢侈无度，给他带来沉重的负担。

　　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一些泽尔达的书信日记等资料被公开，曾掀起过一阵研究泽尔达热，不少女权主义者异口同声：“是傲慢自私的菲茨杰拉德毁了一个天才的作家、画家、芭蕾舞演员。”2007年一部模拟泽尔达的视角口吻叙述其人生故事的小说《阿拉巴马之歌》，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就明确为泽尔达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