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尔达对文字有天生的敏感，且对写作一直很有兴趣。菲茨杰拉德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大段大段随意取用她的日记、书信，甚至包括她的精神病治疗经历。在应对杂志蜂拥的约稿时，菲茨杰拉德也说服泽尔达，将她写的短篇以自己的名字或是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因为以他的名声获得稿酬会高出许多。《纽约论坛报》曾向泽尔达约菲茨杰拉德小说《美丽与毁灭》的书评，她在文章中公然反击：“菲茨杰拉德先生似乎相信抄袭剽窃要从家里做起。”

　　泽尔达的个性决断激烈。1927年两人一起与巴黎老友共进晚餐，遇到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后者正着手写她的回忆录，于是顺便向菲茨杰拉德请教。菲茨杰拉德表现出很大兴趣，邓肯便把自己旅馆住址和房间号告诉了他。一旁紧紧盯着他们的泽尔达，突然站起身，从近旁的楼梯跳了下去，把当场的人都惊呆了，所幸只是膝盖摔破流血。泽尔达难以忍受自己只是作为著名作家妻子的身份存在。她在27岁重拾年轻时的爱好芭蕾，但年龄所限，已很难晋升为职业芭蕾舞演员。但泽尔达却开始了疯狂的训练，后期甚至每天练舞8小时，高强度超负荷的训练于1930年首次诱发精神崩溃，她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1932年，菲茨杰拉德在给泽尔达精神病主治医生的信中写道，泽尔达将他归入“某种迫害她的力量”。“她逐渐形成一种认知：我是那种需要辛苦工作的工匠，而她则是艺术家，她认定自己是能创作更好事物的人，适合做诸如绘画、非商业的写作，还有芭蕾等等，而我，我则是活该去写那些邮报故事。”菲茨杰拉德抱怨妻子病中创作的自传性长篇《最后的华尔兹》，跟他正在写的《夜色温柔》撞了车。“她所用的素材，有些是明知我打算用在我的小说中的……那些对我来说是唯一写作灵感来源的事情。”在菲茨杰拉德的坚决抗议下，最让他不满的地方终被一一删除。但即使她被关进精神病院，虚弱而濒于疯狂的日子里，两人还交换着炙热的情书。一种在钢丝上跳舞般的奇异爱情。

    为了钱，他开始与好莱坞打交道

　　爵士时代后期，菲茨杰拉德说自己是“一支两头烧的蜡烛”。女儿得进好学校，妻子得进好医院，一切都需要钱。他不得不放下写作的雄心，与好莱坞打交道。有人形容他与好莱坞恰如一对貌合神离的怨偶，彼此厌恶，又难以割舍。菲茨杰拉德拿着不菲的报酬，但又不堪忍受其创作被一再擅改。实际上，当年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或是他为好莱坞量身定做的脚本，几乎无一好命，要么票房毒药，要么最后束之高阁。所以他对好莱坞的感情向来爱恨交织，既称赞过电影是“人类一切交流手段中最伟大者”，也曾刻薄地贬损其是“一种使文字从属于形象、使个性不得不在低档次的写作中消蚀殆尽的艺术”。他从好莱坞曾三次出走又三次回归。

　　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美国和全世界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弦歌管乐急转而下，人们从往昔的幻梦中惊醒。属于菲茨杰拉德的黄金时代也悄然逝去。有论者写到，到了30年代中后期，法西斯崛起、西班牙内战等一系列世界局势的大变动，早已取代中产阶级的纠葛等话题，成为美国人的关注点。在这样的年代，受欢迎的文学是类似海明威的英雄主义。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如同褪了色的回忆渐行渐远。他在1934年出版的长篇《夜色温柔》已不复盛名。酗酒成为作家逃避生活的唯一方式，也挥霍着仅存的天才。经常拖欠稿件的恶习、不合时宜的风格，使得杂志和报社陆续中断了向他约稿。海明威伤感地写道：“他再也不会飞了，因为对飞翔的爱好已经消失，他只能回忆往昔毫不费力地飞翔的日子。”

　　1931年，菲茨杰拉德写下的著名的《爵士时代的回响》一文，宣告了这一时代的终结。不过他始终无悔，“一个人能够在那样一个对未来毫无忧虑的时代，度过‘2’字头的青春，总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1940年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死于酗酒引起的心脏病突发，年仅44岁，遗留一部未竟之作《最后的大亨》。他死前已经破产，遗嘱中要求举办“最便宜的葬礼”。困在精神病院的泽尔达，最后相伴左右鼓励他写作的情人，均未能参加葬礼。仅有很少的亲友出席了葬礼，好友女诗人多罗茜·帕克失声痛哭：“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在他小说中，盖茨比寂寞的葬礼上，有人讲过一模一样的话。7年之后，泽尔达所在的精神病院意外失火，她被困在顶楼，活活烧死。

　　爱恨恩仇都已谢幕，两人最后葬在了一起。他们的墓碑上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家喻户晓的结尾：“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繁华时代的苍凉挽歌，敲出最后一个音符。

    与海明威的著名友谊

　　两人认识时，海明威是籍籍无名的年轻作者，而比他大三岁的菲茨杰拉德已拥有数百万读者。两人第一次会面后，菲茨杰拉德就对海明威赏识有加。不仅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出版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还为《太阳照常升起》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比如建议海明威删去书的开头和一些对人物的琐碎介绍。海明威深以为然，甚至把开头15页直接拿掉了。次年，海明威因《太阳照常升起》跻身著名作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