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部书，它甫一出版，便引来全国读者的先睹为快和同行的竞相效仿，以至洛阳纸贵，问世三十年，累计印数近三百万册，至今仍然长销不衰，并形成了一个书籍系列，普及到千家万户。这部书，就是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一个出版物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而且确立了一个品牌，带动了同类图书的繁荣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样一种出版业绩和出版现象值得我们在当前国家文化战略的背景下，加以总结和思考。

　　一、《唐诗鉴赏辞典》之所以取得成功，它抓住的不仅是图书市场的商机，更是文化发展的契机。

　　《唐诗鉴赏辞典》初版于劫后重生，百废待举，改革开放甫始的1983年，而其选题的提出和酝酿乃至组稿实施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长期的压抑后得到集中的爆发，自发地抢购业已开禁的中外文学名著，都是当时独有的场景。某些图书，动辄有几十万的印数，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唐诗鉴赏辞典》的走红，不仅仅是抓住了一个图书出版的商机，更重要的是它抓住了我国文化拨乱反正、劫后重生的契机。所以，由读者自发的文化热情催生的鉴赏辞典热，既反映人民群众对于提高自身文化精神素质的切望，又是体现了时代的需求。由此，作为东风第一枝的《唐诗鉴赏辞典》，是注定要引领文化出版的满园春色的。

　　二、专家反哺、学者归心，文学鉴赏辞典的成功出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的文化责任心和使命感，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精诚合作的结晶。

　　《唐诗鉴赏辞典》与后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鉴赏辞典系列，其成功之道，首先是依靠专家反哺、学者归心。十年“文革”，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工作能量和创造力，禁锢一旦解除，正需蓬勃释放。这是一部编者认真、作者尽力、编撰双方精诚合作的文化精品。许多老专家都是亲自动笔，以唐诗、唐宋词、元曲这三种鉴赏辞典为例，参加鉴赏文章撰写的有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施蛰存、钱仲联、夏承焘、唐圭璋、叶嘉莹、俞平伯、傅庚生、吴小如、霍松林、陈贻焮、宛敏灏、胡国瑞、周汝昌、沈祖棻、刘逸生、周振甫、袁行霈、陈伯海、吴翠芬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躬与其事而不计名利，而且都是各自领域的一时之选，乃至同书操觚，个个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大家都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或举重若轻，或狮子搏兔，堪称一时大观，开创了新时期大教授做小文章的先例，可谓空前绝后。

　　《唐诗鉴赏辞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牵涉作者多，编辑周期长，不仅篇幅大（一百九十一万字），而且质量要求高，由此不可急功近利，只能字斟句酌，慢磨细琢，不待珠圆玉润、精益求精，决不投放市场。其走过的历程和经历的甘苦，就像余秋雨当年对该书编辑们的寄语：“上海辞书出版社总是在默默无声地做大事。展示它的业绩的，既不是新闻媒体的热闹，更不是书店仓库的堆积，而是一年又一年千家万户的书房。那一套中国古代诗词文曲鉴赏辞典，二十多年前开始出书，一直广受读者欢迎。”

　　三、文学鉴赏是普及优秀文化的成功形式，文学鉴赏辞典是推广文化精品的有效载体，它是后来百家讲坛、文化大讲堂等群众性普及优秀文化活动的先导。

　　任何民族的优秀文化，如果不能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那它的塑造国民性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普及，而文学鉴赏，无疑是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形式。在文学由创作到消费的过程中，鉴赏本身是个重要环节，是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产生社会功用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文学鉴赏让读者通过别人的精神世界、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经验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从而完善自己的精神和人格。

　　以《唐诗鉴赏辞典》为代表的中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扇中国文学之窗。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而言，文学鉴赏辞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最便于自学，又汇聚了系统性、集中性、有序性、通俗性、工具性等特点，是推广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

　　大教授做小文章，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文学鉴赏乃至艺术鉴赏，走的都是高雅文化回归普罗大众的路子。它可以说是当今方兴未艾的各类文化讲坛的先导。

　　四、文学鉴赏辞典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建立的一个文化品牌。在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文学鉴赏辞典的发展之路，仍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