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韩天衡先生相识有三十多年了。我敬他为师，他尊我为友，情在师友之间，亦是一种缘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便开始有意识地收集韩先生艺术人生的相关材料，韩先生也时常将他出版的篆刻书画作品集及专著赠予我，并相约作了几次长时间的访谈。2009年元月春节前，我在写完了上海作家协会的签约长篇小说《上海打将军》后，即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研读了韩先生的各种资料、作品集，于3月开笔撰写此书，一直到8月31日晚11点才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按我平时常规的写作进度平均是一天2000字(白天还要上班，主要是利用晚上和双休日)，一个月五六万字，但这本十多万字的评传却写了整整半年。原因是写传记属于纪实文学范畴，不是小说或散文创作可以自由驰骋，需要严谨、翔实、可信，对于不少传主的材料、经历及活动需要查考，这的确是相当费时费力的。也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使我有幸进入了传主的人生空间和从艺天地，领略了独特的风景和高远的境界。
    应当确认：在当代艺苑，韩天衡是一位精研传统、变汇通融而又善于开拓、大胆创新的艺术家。他不仅在书法、绘画、篆刻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自辟蹊径。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艺术理论、学术著述上更是新作迭出、成就卓然。这使其成为海内外所关注、所推崇的“韩天衡现象”。历史地看，前海派领袖赵之谦及吴昌硕，他们虽然在书、画、印上也都有“三绝”之誉，自创新腔，但在理论、学术领域却是较少涉足的。而在这一方面，书法篆刻大师沙孟海先生是有眼光与雅量的，是他于1975年就在印学界给予韩天衡以高度的评价，他在给周昌谷教授的信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为现代印学开辟一新境界”。而另一位艺术大师、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刘海粟先生也在这一年，在给陆俨少教授的信中称天衡“刻印之妙，古不乖时，健而能软，使小松再生，奚冈复作，当敛衽而避。”这绝不是一时的巧合，而是一种大师慧眼之共识，大师尊才之的论。而今34年过去了，韩天衡在印学、画苑、书坛、理论、学术、著述、传授乃至收藏、讲学诸方面，均卓有建树、属望无穷。坦率地说：大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综观韩天衡的艺术人生，有一个相当独特而有意蕴的现象，即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就或师从、或问艺、或就学、或请教于方介堪、黄胄、谢稚柳、高二适、唐云、陆俨少、刘海粟、程十发、李可染、徐邦达等人，他们都是当代艺术史上的大师。从亲聆教诲到耳濡目染，从程门立雪到登堂入奥，再加上韩天衡本人的勤奋刻苦、睿智敏锐，其从艺的升华、其创作的境界、其成就的高标，已得到了逻辑的对应。而韩天衡在从艺历程中所表现出的艺术追求、文化责任、人文姿态、美学觉悟和创造精神已在他的丹青翰墨金石及艺论书谭印典中得到了系统而鲜活的反映。我有时在想，韩天衡似乎就是为了他所钟情的金石书画而来到这个世上。唯其如此，他才在艺苑内风生水起，精彩纷呈。直白地讲：从艺是使命亦是命运！
    当我在审阅校对此书时，正逢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之时，韩天衡真诚地对我讲：“我真正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对此我是心存感恩的。”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才有一种大胸怀和大风范。
    二千四百多年前的一天，一位哲人站在浪花飞溅的河畔，曰：“逝者如斯夫。不合昼夜。”韩天衡已年届七十，无论是创作的成就、从艺的资历、学术的著述还是生命的年轮，他已经是大师的担当，但他相当坦然，也无暇去顾及。生命的真谛在于创造，精神的彼岸在于发现。创造者、发现者的人生，功德无量。
    本书作为“海上谈艺录”丛书的一本，反映了上海市文联对本市代表性艺术家的重视，这将有利于促进上海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本书的出版单位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亦投入了相当的编辑力量，责编毛小曼更是工作认真，颇有职业精神，在此一并致谢！

                     2009年10月9日游厦门集美学村归沪于禅风堂灯下王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