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书名所标示，这本书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关注上海的老味道。这个老味道，是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风味，它们包括经典的上海菜和上海点心。它们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也反映了上海市民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世俗生态。
    从草根食物入手，洞悉时代特征，进而表达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怀念和向往，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
    我选取草根的食物，是因为我生活在草根的社会，本人就是社会底层的一根小草，扎根市井的土壤，沐浴阳光雨露，受到大树的庇荫，也受到粗壮植物的排挤。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都是这么成长壮大的——当然草总归是草。但是草根社会自有它的乐趣，享受草根的风味美食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身处杂草丛中的我，只对草根食物有体验，有鉴识，有感情，有记忆。尽管我现在也有机会吃几次西餐和日本料理，但对草根食物始终不能释怀，往往被一种气息或场景所刺激，昔日的点滴生活记忆就被唤醒了，想起了相关的人与事。就像一坛窖藏很久的酒，被外力撞破，透出似曾相识的香气，要把我醉倒在赶往名利场的路上。
    草总是大多数，这本书是为大多数的草而书写的。
    从宏大叙事这个层面来说，上海的风味美食，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兼容并包与海纳百川的城市特性。据我研究，上海本土的风味大都以川沙、高桥、松江、嘉定等郊区农家菜点为底本，高桥松糕、叶榭软糕、庄行羊肉、张泽肉饺、青浦熏青豆、草头摊粞等等无不打上农耕社会的烙印。
    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上海开埠后，随着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的进入，西方文化也随之浸染这个东南大都会，而食事又最能以鲜明的活态让上海市民感知，并当作一种风尚来领受。开埠后不久，清咸丰年间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起义军挥师江南，周边省份的小生产者和农民大量涌入上海租界避难，形成上海第一次移民潮，也造成了租界华洋杂处的格局。它的不期而至，直接反映在食事上，就是引进了许多外省风味。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清王朝覆灭、民国肇始之际，上海的工商业有了令人鼓舞的发展，诞生了中国最具西方文明色彩的民族实业家和买办，他们的传奇故事，对周边农村的失地农民构成极大的诱惑。他们懵懵懂懂地踏上陌生的码头、车站，凭着使不尽的力气与稀疏的人际关系，希望在上海实现梦想，成为体面的城市人。他们有的从事手工业，有的从事零售业，有的从事饮食业，从事饮食业的那批人，再次将外省风味带进来了。第三次移民潮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战火所至，家破人亡，大量外省人涌入租界，谋求庇护，它对上海风味美食的客观作用与上面两次相同。
    必须说明的是，移民潮引发上海风味关食的“物种多样性”并不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而是被动的，是外来移民出于生存需要，选择了这种门槛很低的业态，又因为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形成了庞大的市场客体，互为作用地形成了风味美食百花争艳的格局。可以说，目前我们能品尝到的风味美食，若要追根溯源，大多是从外省来的。每个城市的浮华背后，都是血迹斑斑的，风味美食之于上海，或许也是这样。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又形成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移民潮，这次移民潮的主体相当庞杂，有所谓的精英阶层，比如实业家、投资者、知识分子、公务员，也有广告业、娱乐业、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领域的从业人员，但更多的是靠体力谋生的群体。体力劳动阶层中的一些人就带来了外省的风味美食，有传承上海固有风味经营的，也有别开生面的，从经营规模和生产方式上看，与一个多世纪前并无本质区别。
    在今天的IT时代，风味美食的业态仍然粗放简陋，从民俗学这个界面来窥探，允许有人击节赞叹。而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这个路径来解读，似乎应该从城市管理上手找不足，对此，我不由得感到一丝悲凉。特别是低素质体力劳动者的大规模涌现，呈现对中央商务区的大包围、大渗透、大切换之势，降低了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品质。请读者不要误会，我出此语并非要贬低外来务工者的作用和人格，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绕不过去的难题。上海历来有海纳百川的传统，这一次，我们也一定有广阔胸怀接纳四海之内的兄弟，只是，政府如何提高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能力，体现更高的劳动价值，并让他们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包括教育、医疗和文化及享受风味美食的权利，是应该引发社会各界认真探讨的议题。
    话题似乎变得沉重起来。风味的话题本该接近风月，那么容我再从个人叙事角度谈下去吧。
    每一次时代转换的时候，特别是急转弯的当口，由于离心力过强，使一些人被甩出原有轨道，不再按惯性及常速向前，就会出现短暂的精神休克，产生对过去文化和传统的留恋，甚至有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哀婉感叹。表现在物质生活层面，就是怀念消逝的都市风景，比如石库门房子的邻里关系，灶披间里的闲言碎语，还有茶馆、酒楼、澡堂、书场、剧院及老虎灶、烟杂店等百态世相，色香味俱全的风味美食自然也在诱发人欲、自我安慰的怀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