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战地行纪》散文部分和诗歌部分恰好昭示出两种不同的看待“现实”的态度，散文部分尽管有一些类似于小说的极为细致的细节描述，但总体而言是新闻报道式的，它关心的是历史事实和细节的准确性，当然其中也一定包含着作者自身的带有灵感的发现。而《战地行纪》的诗歌部分则形象地演示了一个卓越的诗人如何从“现实”取材为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哲学观念服务的整个过程，我甚至觉得它为眼下中国诗坛关于诗与现实、政治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例证。组诗《在战争时期》总共有27首，前十二首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涉及奥登刚刚亲历过的中日战争，它们都和人类历史有关（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及圣经故事），每一首各自借用了历史记忆中的神话或人格原型：创世纪、伊甸园、为万物命名的亚当、农夫、骑士、国王或圣徒、古代学者、诗人、城市建造者、宙斯与盖尼米德的神话故事。这些貌似游离于“现实”的诗歌，其实赋予奥登审视历史的独特方法：他的人间情怀使他得以建立起历史与现世的道德联系，并顺便为整组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人类在面临危机时的道德取向。

　　在这些诗中，奥登并不急于展示战争的创伤，提出简单的控诉，而是以这些残酷的战争场景为契机，探讨更深层的人的道德、心灵、信仰等诸多问题。

　　奥登娴熟的讽喻技巧使他在诗行独有的音乐性中自如驰骋，而道德的各个面向也就被他敏捷地触及。第一首诗是整个组诗的创世篇，奥登借用《圣经·启示录》中神谕般的口吻，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情况：“最轻柔的风也会吓得他去改头换面。”其后有关农夫、诗人、骑士、古代占星家的诗篇都有一种隐晦的衰败的语调，诸如：“而暴君将他奉为一个典范。”“但突然间大地如此拥挤：他已不被待见。”“他看见了自己，凡夫俗子中的一个。”“他抱紧他的悲伤如守着一小块地。”这衰败的语调终于从第十三首开始将人们拽入战争的地狱般的场景。在这组诗中，奥登的义愤几乎是溢于言表的，但并不是以声嘶力竭的方式道出的，他始终谨守诗的法则，而这法则也赋予他圆润的感人的嗓音（就像我们在许多杰作里发现的那样，安静的语调、低声的倾诉往往更能打动我们），哪怕他在抨击或者愤怒。当然，我们需要立刻加注的是，由于之前十二首更抽象的诗作的铺垫，这抨击和愤怒已经处在更高的意义的维度上，它们一同践行着那句名言：“诗是语言的最高方式。”

　　当奥登在布鲁塞尔联邦街83号撰写这些诗歌时，中国之行刚刚过去不过俩月，《战地行纪》散文部分中记录的残酷的战争场景，人的苦难的场景一定还在奥登眼前闪动，但是奥登知道自己作为诗人的职责之所在，尽管他也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但是担负的程度他说得很明确——一点。而且他也知道在衣修伍德的散文部分中，中国战地之行的事实细节将会得到淋漓精致地阐发，那么在自己的诗中，奥登就没有过多铺陈，而是将原本宝贵的诗行用来从更高的层面集中探讨他所关心的道德主题。第十七首是对商丘一家战地医院里伤病员的描写，我们先看看衣修伍德在散文里是怎样描写这间医院的：“我们发现有个房间里躺了十一个人，那里长不过十英尺，宽才八英尺。在一间屋子里，一条患了气性坏疽的腿散发出如此强烈的恶臭，我只得跑到外边，以免当场呕吐。这里没有X光设备，能够取出的子弹自然少之又少。那些伤重者只能听任其死去。”奥登当然也看见了这些强烈刺激感官的场面，但是在诗中没有滥用这种刺激感官的场景，在诗的第一行，奥登就用高度概括的方式描写了这些悲惨的伤病员：“他们活着，受着苦；已尽了全力。”接下来第二行出现了绷带的意象，但依然是有所节制的：“一条绷带遮蔽了生气勃勃的人世。”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奥登又提到过“手术器械”、“一条腿的健康”、“一道伤”等医院意象，但是所有这些实在的现实意象都被诸如“人世”、“世界”、“真理”、“信仰”、“爱的思想”等抽象概念所削弱，最终这些实在的现实意象成为上述抽象概念的助产士——自然是在奥登高超诗艺的驱使下。也就是说，在这些诗中，奥登并不急于展示战争的创伤，提出简单的控诉，而是以这些残酷的战争场景为契机，探讨更深层的人的道德、心灵、信仰等诸多问题，的确对于每一个人没有比这些问题更迫切的了，如果文学不以这些问题为母题，文学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说，这本《战地行纪》是以诗歌为辔头的战地报道。衣修伍德撰写的散文部分，固然细致生动，有时不乏灵感闪现的描写，但是奥登的诗歌则将整本书提升到诗的高度，所有的苦难、怜悯都是在迹近漠然的更高的层面展开的，人们在地狱的景象中受苦，但是“山峦审判不了我们，若我们说了谎”，而“审判”和“说谎”自然都和道德裁决有关，这时候上帝在做什么？他保持静默——“大地听从着智慧的邪恶者直到他们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