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是中国思想界的独行侠。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他以其罕见的清醒，超人的毅力，卓异的创造力，坚持着长达六十年的学术跋涉，以煌煌十卷的《李泽厚集》（三联书店2008年版）让学术界叹为观止。2011年春，他以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为读者带来惊喜，笔者曾撰《聆听智者的得道之言》一文（载深圳商报2011年12月12日）向读者推荐。2012年夏，他又以《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再申前说，笔者也愿意就此与朋友们再作交流。

　　一生以研究中国文化为职志的李泽厚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而且自成体系，认真阅读，能给我们以诸多启发。对于读者最为关心的中国现实问题，李泽厚以其特有的睿智，自觉的责任感，一直在持续的关注，提出了著名的“四顺序说”，即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他认为，中国现在处于第二阶段，国民的素质仍然很低，启蒙的任务依然很迫切。对于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蒙启”，他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指出：“中国近三十年思想史，八十年代是‘由神到人’，现在有些学院中人却想要人再回归到神。……中国应该运用自己的传统来解决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些难题。而所谓‘反启蒙’、‘反理性’、‘反现代的现代性’等等，却无一不是从当代西方直接贩来的现买现卖，实际上是对西方的亦步亦趋，盲目迷信。在西方，这些‘反’是有意义的 ，在中国却迎合着倒退。多年前，我几次提出‘要警惕后现代与前现代合流’。”（该书第106页）这对于那些挟洋人以自重的“专家、学者”可谓一针见血。对于当代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他给予直言不讳的批评：“经济的进步与道德的滑坡，生产的发展与生态的破坏，集中的意志与人民的呼声，凡此种种，随处可见。”对于这些问题，他主张适时适度地“艺术地处理之”：“这就要求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的理性、智慧、责任心和同情心了。”度’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往往体现在这种时候。”（该书第107页）可谓苦口婆心。

　　与《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一样，耄耋之年的李泽厚表现出当代中国学者罕见的直率，以其独具的大智大勇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对于评论对象，不管是党政高官，还是权威学者，一概以平视的姿态放言无忌，只论是非，不论身份，表现出其大家的气度。再如批评冯友兰、贺麟：“从古到今，总有好些学人想着‘应帝王’，想做帝王师。冯友兰如此，贺麟也如此，我至今记得贺麟和我聊及蒋介石接见，拍他背脊时的兴奋神态。”（该书第53页）再如评论于光远：“于光远是非常聪明的人，他反对伪科学，如果他能去国外继续研究理论物理，可能成就会很大。但是很可惜，留在国内理论界，却领导了两门本身立不住脚的学科，说是‘伪科学’也不为过。”（该书第13页）这样直击要害的观点，在如今的中国可能只有李泽厚看得明白，又敢于直截了当地明言。这样精彩的议论与细节在书中还有许多。

　　回顾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学术思想史，李泽厚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他走出了一条与比他年长或比他年幼的学者都不一样的路，这让我想起了他上世纪一本书的书名“走自己的路”。他虽然不时遇到大大小小的曲折，却始终保持了学术研究的创造力，不管外界环境是顺是逆，始终以独到的见解贡献给社会和读者，经过六十多年的时间检验，我们现在发现的一些问题，他在多年以前就警示过，因此他被媒体誉为“寂寞的先知”。像中外许多学术大家一样，他的成功表现出他所说的“中国智慧”。在知识分子命途多舛的当代中国，李泽厚能够躲过“反右派”、“文革”等等急流险滩，就是其智慧的高度表现。在该书中，李泽厚通过其经历的回顾，现身说法，让读者领略一二。譬如“度”被李泽厚称为“第一范畴”，“生存的家，人生的本体性，生活的基础和家园。”“度是变化的，有不确定性、模糊性、相对性。在活生生的事情中，在具体实践中，在使用工具中，你要恰到好处，才做得对。”（该书第38页）在反胡风运动中，李泽厚被审查为“受胡风严重影响，思想反动，需要批判”，被整了一年。在“反右派”前夕，拿出审查结论让他签字。“幸亏我在签字时非常狡猾，我没有否定对我的审查，只说‘有些材料与事实有一定出入”。假定那时我翻案，那就完了，肯定是‘右派’无疑了。”（该书第126页）在这人生的关键时刻，李泽厚很好地把握了“度”，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躲过了那场让许多知识分子精英遭受灭顶之灾的大劫难。

　　刘再复曾把李泽厚的治学方法概括为“点穴法”：“一是直击要害，二是点到为止。”《中国哲学如何登场？》虽然只有不足十二万字，却是其学术观点和人生智慧的集大成之作，让笔者受益良多，在新年之初，我愿意负责任地推荐给喜欢读书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