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者很少进行原创性的哲学研究，或者进行元哲学问题的讨论，有双重原因。首先是文化上的弱势心理，因为现代学科制度发端于西方，而中国的现代学科体系又照搬自西方，所以，中国的哲学研究要么是研究西方哲学家的作品，要么是以西方的哲学规范来研究中国的思想资料，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人日渐失去了哲学的创造力。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因素。长期以来，哲学家在中国的地位异乎寻常，一般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被称为哲学家，甚至很长时间只有领袖人物才被认可具有哲学性的思想体系。长此以往，许多研究者自觉地将自己的哲学研究活动固化于对于历史上的大哲学家的分析，或者是对领袖人物的哲学思想的总结和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杨国荣的哲学创作，首先从观念上突破了领袖哲学的迷障，也向习焉不察的文化弱势心理进行挑战。与郭齐勇从肯定儒家伦理的方式来挺立文化主体性的方式不同，杨国荣是从问题展开方式来宣示一种哲学姿态。而这样的姿态并非基于一种文化立场上的考虑，更多的是从切入问题本身的逻辑出发，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观上的革命。

    这样的做法，对于狭义的中国哲学研究者而言，其直接的冲击是：

    （1）把中西思想的资源平等地放到一般的哲学问题视域中，寻求对于问题的一般性关系的讨论。这样可以避免立场偏西和偏中的学者或漠视中国思想或强化中西之异的定势。

    （2）对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化寻求一种可能的方向。无论是中国传统价值还是作为这些价值载体的中国思想资源，都需要经过一个现代性的洗礼或转换之后，才能真正展开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性思考。

    后一点或许是杨国荣教授更为重视的。他将之视为中国哲学的生成过程。他指出中国哲学本身还在生成过程中，在我们的时代，也应有新的发展与形态。而且，现代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展开的，哲学思考的普遍性是无法回避的。

    总结地说，无论哲学创作以何种方式展开，它都只能以某种方式呈现中国思想的面貌，合法性的争论更多体现的是对中国价值迷失的忧虑，而要改变这样的状况，现在学科体制下的中国哲学创作反而是最为远离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的，因此，如何在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同时，了解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创造新的表达方式，是中国思想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深层互动显出其前所未有的必要性。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