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我的小学老师，达时雨。
    小时候，学写繁体字。碰上笔画多的，达老师就教我们一些顺口溜。
    “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我的耳朵长。我姓王。我今年十四岁，在一心国小上学。”
    这是繁体“廳”字。大厅的“厅”，整整二十五笔。
    我们扯开嗓门喊将起来，伸出食指把字写在空气里。一时，教室里好像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厅”字，叮叮当当作响。
    “一点一横长，二字下面口四方。两边丝绕绕，鸟儿站中央。”这是“鸞”字。红鸾星动的“鸾”。
    还有“亡、 口、月、贝、凡”，这是“赢”字，输赢的“赢”。 
    达老师假装捂起耳朵，说：“你们声音好大！外面的树叶子，花儿都让你们嚷嚷下来了。”
    大家咧嘴嘻嘻笑起来。教室外面，隔着走廊，木麻黄红艳艳的花瓣正慢慢落下，落在黄土堆上。
    教我们顺口溜的，是达老师。达时雨。她是江苏泗水人，1949年到台湾。

    六十年代的小学
        
    那是六十年代的南台湾。
    大陆迁移到台湾的“外省人”，已经慢慢在小岛上住下，烧饭做菜，顶着日头过日子，生孩子。把煤球炉子在小巷子生起来，炊烟熏眼。热浪历练，海风吹拂。大江南北三十六行省的家乡菜色、口音方言，都在纯朴的台湾岛上大剌剌铺陈开来。
    我随父母从南台湾一个小山村里，搬到凤山镇上。插班进了镇上的小学，念一年级下学期。
    这凤山镇，对我来说，可真是繁华之地了。这是“黄埔军校”在台湾的所在地，不少军属人员、家眷和部队驻留这里。镇上有本地店家开的南北杂货店、布店、裁缝店、中西药房、钟表眼镜店、脚踏车店，还有小医院。假日时节，操南北口音的外省兵仔，在小街上溜达。外省妈妈穿着大襟衫裤，提着菜篮子，也四处张望。我的小学校里，也是各地人马，大有能人之地。
    校长简钟奇先生是受过日式教育的台湾君子，高瘦斯文，背着手在校园慢步来去，很像棵迎风的玉树。当时全省推动“国语教育”，1949年前后到台湾来的大陆老师多半是大陆迁台人士的家属。有黄埔一村义工大队的，农林实验所的，、县政府，台湾凤梨公司的，都有。比如：达时雨、胡耀芝、汪敏、赵葆祯、李玉庭诸位外省老师都是国语和作文科目课。
    年轻较轻的外省老师正是花样年华，在战乱的年代中，依旧活泼开朗。炎炎酷热的南台湾，我们在教室里写字，常听见老师们在教室外边走廊上，交头接耳，笑得咯咯响。
    本地台湾籍老师话不多，却年轻阳刚，对体罚教育有着相当的热情，日本殖民时代教育，体罚乃家常便饭。一日一打，人人有份。算术老师林敏雄、尤秋田老师都是如此。他们随时操来鸡毛掸子竹扫把，在教室里出打武行，赢得了凶神恶煞响当当的名声。
    打出我们全校学生绝佳的生存能力，个个脸皮三尺厚，成了不死金刚。

    启蒙师
        
    达时雨老师是我三、四年级时候的导师。她那时大约三十多岁，说话带着苏北口音。
    三年级第一天上课，她开口就训诫我们，做人要像人，做小学生就要像个小学生。做小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孝顺父母、听长辈的话。长大了，做有用的人，为国家社会做事。她还告诉我们，做人不能有虚荣心，要有服务的精神。说她在大陆念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女师范校门口有副对联，写的是：“想做大官的请出去，要做小姐的别进来。”达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凛然正色，字字清楚。我们都安静下来，不敢造次。
    达老师上课非常认真，铆足了力气，下了课，却往往独自一人，静静坐在教室里，笑眯眯地支着头看木麻黄树，看我们冲进冲出。她的苏北口音非常甜蜜温柔，棉花糖一样拖长了。
    她自行车来去，把自行车停在教室走廊外，木麻黄树下面。软底平鞋，踏地无声，笑眯眯地，无声地，走进教室。
    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庄重的老师，我嘻嘻哈哈上学的日子，一下子隆重了起来。
    
    服务社会

    受了达老师的启发，我和死党陈令香决定立刻开始服务社会。
    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每天利用早自习时间，到学校的松树院子去扫松针。服务社会。
    陈令香跟我是班上最“鸡婆”（爱管闲事）的女生，受到小朋友们的赏识，被大家选为“服务股长”，专管扫把水桶之类的鸡婆之事。大清早，我们一到学校，就带着大竹扫把和畚箕到松树院子去大扫特扫，把整个院子扫得尘土飞扬，把松针扫成小坟墓一样一堆一堆，再一堆堆用畚箕装满，用脚踏得严严实实，然后，一畚箕一畚箕地，连松针带泥土，一起拖到垃圾堆，等工友来收。
    我们满头大汗，折腾到八点，跑步回教室，参加早升旗。隔天上学，看看院子里又有了松针，我们就又大扫特扫起来。如此好几个月，并没有人知道。
    有天，我们照例扫得尘土遮天蔽日，满脸通红。一个又高又瘦的影子突然落在了松树堆上。一个背着手的男人，开口了：“小朋友，你们是哪一班的？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