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一横长》的作者明凤英出身于台湾眷村，早年曾与朱天文、朱天心等创办《三三集刊》，后留学美国，师从李欧梵教授，现任教于美国。该书是回忆台湾往事的散文结集而成，用平易真切的方式讲述了父辈们从大陆赴台后的生活，描绘了作者和友邻悲欢喜乐的童年故事。文学批评家李陀说该书描绘了一幅“台湾眷村生活图卷”。

　　我的叔叔伯伯们

　　小时候，我有很多叔叔伯伯。这些叔叔伯伯都没有家，只身在台湾。有些现在还在，可是多半已经不在了。这些叔叔伯伯在我出生以前就到了台湾了。他们在这个小岛上做很辛苦的工作，过很寂寞的一生。他们陪着我长大，也伴着大洋中飘摇的小岛成为现在的台湾。
　　他们之中运气好的，在台湾找到老婆，成了家。运气不好或者有洁癖的，就一个人过。退伍了，身体好的或者去当码头搬运工人，或者参加“荣工团”，就是“荣民工程团队”，在小岛上开山辟地、筑路开桥，建设港湾机场、水坝钢厂。也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小面摊，卖烧饼油条，给大楼做清洁工，当门房的。当然也有人愿意留在小城镇上拾废纸捡破烂。身体不好的，就在附近有熟人的违章建筑，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小庙里住着，静静地上医院，过日子。
　　我常想，他们应该是上帝送给台湾的守护天使吧！只不过他们没有天使的翅膀，没有婴儿的脸孔，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天使。
　　我的这些叔叔伯伯就是在台湾的大陆老兵。官方叫他们“荣民”以前很多人叫他们“阿兵哥”。台湾民间也叫他们“老芋仔”。台湾人惯吃番薯，外省人偏爱芋头。于是有别。

　　叔叔伯伯来过年

　　我爸爸所属的司令部团区在这个小镇的火车站后边。站在月台上就能看到营房。围墙上写着“勿忘在莒”四个大字。铁道和营房之间隔着一个大水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家六口人，外加一个来投亲的侄女，就在水塘边上的草房里住下了。草房是用棕榈叶一片片交错铺围在竹架子上盖成的。里面睡着才满一岁的小娃娃。
　　这家人在水塘边上养鸭子为生。水塘里有吴郭鱼，水面上密密地养着浮萍，是用来喂鸭子的。我常常看见瘦瘦的鸭寮仔阿桑（年轻妈妈）整个人下到水里去捞浮萍。她张着网把浮萍拖出水面。浮萍出水的时候，像张厚绒布窗帘，在水里那一节真够沉的。鸭寮仔阿桑是典型的台湾女人，能吃苦，少说话。仔细看，才知道她用力拖渔网的时候，嘴角上还带着一个害羞的笑。
　　草屋里的小娃娃大概已经吃过奶了吧。岸上小鸭子们掀着小黄嘴儿等着吃早饭呢。
　　我家是司令部旁边一个小眷区中的一户。这个小眷区就在大水塘和营房的拐角上，也就是鸭寮子家前边。再过去，隔着一条大水沟，就是台湾凤梨工厂。凤梨工厂有自己的水塔。是一个巨大的凤梨形状，高高耸立，远远就能看见。那时候没有电视。小孩最喜欢看冒着白烟嘟嘟进站的火车，老牛车粘嗒嗒地满载着风梨走在泥路上，还有大凤梨水塔。真大啊。远近的人都拿它来做路标。
　　我的老乡叔叔伯伯们没有家，过年过节，总在我家过。爸爸和这些叔叔伯伯们亲如家人。知道他们要来，总是等着。一班火车嘟嘟进站了，我们听见，就到水塘边去站着，隔着水，看看是不是哪个叔叔伯伯搭火车到了。
　　叔叔伯伯们在我们家打地铺，横一个竖一个睡满一屋子。他们亲密地喊着彼此的名字，开平、品高、云林、家宁、桂清、道生、以凤、克明、心本、训昌、佩华、忠良、道清、更生。大家一起做饭吃。他们嗜吃臭豆腐、辣椒、大蒜。穿着汗衫到市场上去寻来各式各样臭的和辣的东西，生好煤球，大张旗鼓烧起来。山东伯伯能做各种面食，手擀面条、馒头、包子、花卷、大饼、猫耳朵、面疙瘩，轮着做。我们小孩在旁边看。妈妈是台湾人，不会做面食，也在旁边学着。
　　那时候，他们为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成绩单，大声鼓掌喝彩。偶尔我挨骂了，他们就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水塘对面火车站附设的军民合作部去买泡泡糖。五毛钱三颗。只有他们才舍得。

　　裁缝车上的保险箱

　　我家的小院子俨然是小眷区里的多功能资讯中心。
　　那时候市面上有布店和裁缝店，成衣却很少。我妈妈会做衣服，就成了小区里的裁缝师，从早到晚在我家屋前的小院子里剪剪裁裁。缝衣机踩得嗒嗒响。我家的小院子常有人进进出出。外省妈妈坐在院子里打毛衣，跟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客家妈妈会做一种特别的“客郎仔咸菜”（客家人酸菜），把酸菜坛子搬到院子里示范给大家看；　台湾妈妈来问面怎么发，饺子怎么包，粉蒸肉蒸出来怎么这么干啊；　年轻的山地小妈妈来学缝衣服，顺便说说他们山地老家的故事。卖馒头、青菜、豆腐、麻油的，修雨伞皮鞋的，磨剪刀菜刀的来了，也都在我家院子前面松树下歇脚。
　　偶尔一个勤务排伯伯过来，腼腆地带着一条裤子，拉链坏了或者脱了线，要修补。走的时候偷偷丢下几块钱。
　　妈妈有时候边做衣服，边问他们生活上好不好，吃得好不好。鼓励他们存钱，以后讨个老婆。他们也点头同意，说：“想是想啊。谁要我们穷阿兵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