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人文社科界流行了一阵“跨学科研究”的热潮，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以大搏小，广泛运用多个学科的知识研究同一个对象，试图借助不同学科交叉的力量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这一用力方向无疑是可取的。然而，由于对相关学科知识把握不准，更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层透析，得到的结果往往不如人意，“跨”了学科，却散乱了思维的聚焦。
　　鲁枢元先生新近推出的力作《陶渊明的幽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却在对于陶渊明这位东方伟大诗人进行“跨学科”、甚至“跨国界”的研究方面，做出一次有益的尝试。
　　首先，就“跨学科”而言，鲁枢元先生曾明确地告诉读者，他希望将这本关于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研究的书做成一个“生态文学批评”或“生态文化批评”的案例。为此，他就必须从陶渊明的“自然主义诗学”探寻到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与西方现代“自然哲学”，从而厘清“自然”在中西方文化史中的不同含义与演替过程。为了避开自己的学科劣势，他没有选择从考据、疏证的方面研究陶渊明，而是希望从精神的高度，为陶渊明研究赋予时代的意义。因此，他又看中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幽灵学”，把“幽灵”作为“精神的后续效应”运用到他的陶渊明研究中来。而“精神领域”倒是鲁枢元常年经营的学术领域，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使他特别钟情于精神分析心理学，而在这部《陶渊明的幽灵》中，荣格的“精神文化积淀”、“集体无意识”学说，便成了他阐发陶渊明民族文化传统的得力工具。最后，鲁枢元面对当下的时代状况，将其陶渊明研究的旨归理所当然地结穴在“精神生态”的层面上，希望用陶渊明的“新自然主义精神”（陈寅恪语），救赎日渐沦落的当代人的精神生态。
　　至于“跨国度”，鲁枢元曾在他的诸多言论中一再为伟大诗人陶渊明目前的境遇愤愤不平。在他看来，在“生态危机”日益逼近地球人类的现代社会，自然主义的伟大诗人陶渊明本应获得世人的高度重视与敬仰，遗憾的是不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陶渊明所知甚少，就连中国自己最优秀的当代诗人也无视于陶渊明的存在，这使他痛心疾首。近年来，在一些国际生态批评研讨会上他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要向世界，尤其是向西方世界推举这位东方伟大的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在这部书中，鲁先生花费许多气力把不同国别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和陶渊明放在一起比较分析，为中国的陶渊明寻找西方的“自然盟友”，其中他寻找到了伊壁鸠鲁、卢梭、华兹华斯、爱默生、惠特曼、罗曼·罗兰、瓦雷里、高更、荣格、梭罗、米修、斯奈德等等。他还用去大量篇幅选取卢梭和梭罗两位思想家作为个案，与陶渊明进行了详尽的对比研究。他认为，卢梭和陶渊明一样，都是在感受到被“文明”所束缚的痛苦后，产生了从“文明人”返归“自然人”的想法；陶渊明与梭罗则都是凭借他们自己的艺术想象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存方式。在这部书中，鲁先生还以无比羡慕的眼光注意到英国的哲学家怀特海与诗人华兹华斯缔结“伴侣”，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与诗人荷尔德林联手“知音”，他期待中国的哲学家也能够效仿他们，有人站出来与陶渊明结成“对子”，为走出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贡献出一份东方型的精神资源。
　　最后，也许还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跨文体”表现。这虽然是一部偏重思想性的著作，但作者却没有采取一味的概念形而上的话语方式推演自己的理论用心，而是在结合诗文进行阐述的过程中，同时借助优美感性的语言层层拨开表层外衣，直指其内涵——东方自然主义哲学、陶渊明式回归诗学的意蕴。陶渊明的研究者似乎也在遵循着陶渊明诗文的自然特色，在自然而然、娓娓道来的陈述中，灵光频现，秘响旁通，读者随着这些自然流淌的文字往往深受启发。
　　《陶渊明的幽灵》　洋洋洒洒30万言，涉及到哲学、美学、史学、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多个学科，涉及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印度、日本、韩国等不同国度的诸多诗人、作家、思想家，鲁枢元先生自谓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在后现代生态批评的语境中，跨学科、跨国度地阐释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在这个天空毒雾腾腾、大地污水漫漫的时代，人类欲火炎炎的时代，祈盼陶渊明的幽灵重新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让那一丝清幽之光，重新照亮我们心头的自然，回归自由美好生活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