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总是将“进步”与“回归”对立起来，将“回归”视为保守倒退的消极思想。而在西方，伴随着对于启蒙理性、现代社会的反思，回归哲学、回归诗学早已弥漫在整个思想界。正如本雅明断言的，进步论不过是19世纪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确立的意识形态，是对本源的背叛与破坏，它如同从天堂吹来的狂风，把渴望进入天堂的人们向相反的方向吹去，使人们距离理想中的天堂越来越远！他因此指出：“本源就是目标，复归也是救赎。”

    而在鲁枢元教授看来，回归哲学、回归诗学的老祖宗却在中国，东晋时代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在历代人的心目中，陶渊明的名字总是与“归”联系在一起的。陶诗中“归鸟”、“归人”、“归田”、“归心”、“归园田”、“归去”、“归尽”、“归空无”，层出不穷。有人说，仅只一篇《归去来兮辞》，就足以奠定陶渊明在中外文学史中的地位。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篇》中曾围绕《归去来兮辞》大展笔墨，盛赞“晋文章唯此一篇”。后人慕陶者，常在诗中将陶渊明誉为泣血望归的杜鹃，“杜鹃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渊明”。这就是说人们历来都把“回归”看作陶渊明的精神象征。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鸟兽虫鱼都发自本能地眷恋自己的生存环境，用现代生态学的术语讲，都拥有自己的“生态位”，人也不能例外，对于自己的生命栖息地，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也拥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亲近与怀恋。陶渊明一声长啸“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实乃对自己前半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回归，就是返回本源，返回自然。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如果说陶渊明的诗性回归与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性反思中诞生的“回归哲学”具有“异质同构”关系，并非妄语。梭罗、尼采、舍勒、西美尔、施特劳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都是这样一些“迷途思返”的人。

    海德格尔是一位神往于“回归”的当代哲学家。在他看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一部西方思想史，就是一部西方思想迷误史，其中最大的迷误就是对存在的遗忘、对外物的依赖、对理性的偏执、对自然的漠视。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其实就是要为陷入历史迷误的西方人寻找一条“回家”之路，回到世界的本源，回到存在的本真，类似于中国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也就是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

    英国当代著名诗人菲立浦·拉金在1977年写下一首题为《逝去了，逝去了》的诗：那将是逝去的英格兰/那些树影、草坪、小巷/会馆、雕花的唱诗台/还会有书籍；英格兰将继续/在画廊里逗留；但是给我们/剩下的只是混凝土和轮胎。诗人所叹息的30年前在英格兰逝去的，如今也正在中国的国土上急遽逝去，剩下的只有“混凝土和轮胎”，即“气吞万里如虎”的汽车工业与步步为营的房地产开发，两大热门产业为现代人生产出最庞大也最精致的两大“樊笼”，“车奴”、“房奴”则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特色的产物！

    海德格尔曾把他的回归之路称作“林中路”，陶渊明的回归之路也是一条“林中路”，桃花林中的路。“云山重垒溪水春，渔舟远去茫无津。但见桃花万千树，寂寂何曾逢一人。”无论是“桃花源”还是“林中路”，回归道路上历来人迹寂寂。人们依旧乘载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而且一天比一天加快前进的速度。如此的“飞速向前”，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的告诫值得我们留心：我们急促地企求切近前方目标；当我们走进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在鲁枢元教授看来，陶渊明对于“回归”的吟唱，远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情调，它注定还具有时代哲学与生态美学的深刻意蕴。只有在人们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只有现代人对自己的生态处境拥有了新的体认，只有当生态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全局性的问题时，陶渊明退隐田园的恢宏意义才有可能进一步彰显出来。被称作“后现代哲学家”的利奥塔指出：“对我而言，‘生态’意味着隐退之物的话语”，政治的、帝国的、大都市商业中心的时代将人已经压制成一份“电子的公用档案”，已经抑制了人的复归之路，已经打碎了“自然之神”，田园牧歌早已成了田园挽歌，田园体制也已成为伤感的遗迹。

    对此，鲁枢元教授仍然没有绝望，他写作此书的用意正在于呼唤陶渊明的幽灵再现，为当代人的回归自然、回归本源彰显一条林中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