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于社会和谐，季老有独特贡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关于和谐的阐述：“天人合一”，是道家思想，始于《周易》和《道德经》，在以后儒家阐述的也很多，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思想，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大变革和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物质生活富裕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方面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以及不安定的因素增多了。这些问题是文化和思想才能解决的。但是许多学者并未认识到这个问题，讲社会和谐讲的最早、讲的最多、讲的最系统的是季老。从90年代初以来，我就在多个场合多次听季老讲这个问题。季老是一个很谦虚的学者、大家，从未过高评价自己，但在社会和谐观上，季老在晚年的口述史中这样讲道：“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中国文化以前都讲过，人自身的和谐是我提出来的，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不久，召开了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温总理到会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是这样讲的：“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〇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这个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9日第2版上，我看到后很高兴，因为关于三种和谐的话，季老也曾和我讲过。看了报纸，当时我就给季老的助手李玉洁老师打电话，请她转告季老并找一下报纸。 

　　我认为，季老作为一个关心民族国家命运的学者，能够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提出治国安邦的观点并且被采纳，这是很大的贡献，也是衡量社会科学学者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二个例子是季老关于东西方文化价值、趋势的态度与判断。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季老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了西学东渐、东学西渐问题。他认为，“五四”以后的中国是拿来主义，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来拯救中国，现在西方虽然仍领导着世界科技、文化，但已暴露出很多矛盾与巨大弊端，人口爆炸、资源匮乏、臭氧层洞，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自21世纪起，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济西方文化分析思维之穷，把全人类文化提高到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观点一直是有争议的，激烈一些的认为季老的观点是“东化”。这种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很有影响的，当时我们打开国门，看到的是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对西方崇拜是发自内心的，有点像第二次“五四”运动。许多大学生、青年学者倾心于西方经济、哲学、文化，对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有兴趣者寥寥。现在，已经完全地转变过来了，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重新评价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甚至受到追捧，季老在几十年前属于辩论中少数派的观点，现在已被广泛认同。需要说明的是，当他是少数派观点、较为孤立时，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主张，而当争论远去，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被社会各方接受与肯定时，他从不旧事重提，未有一丝自得。其崇高品格与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这种对文化价值、文化趋势的前瞻性判断，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俯视文化发展，需要有把握社会趋势和潮流的洞察力和大智慧，也需要有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勇气。这也是季老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