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先生的新书取名《有情》，副题“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书分ABCD四卷，所写囊括现代文学上的许多作家、诗人，以及将作者引入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恩师贾植芳先生。作者在小引里说想为沈从文的后半生作传，却未曾付诸实行，便在C卷里收录了关于沈从文的十几篇文章。这些小文章虽然不能给予读者阅读传记所能得到的全面印象，却如盈盈烛光将沈从文的身形映照在一扇纸窗之上，为作家映出一面简洁却不失生动的剪影。

　　沈从文是张新颖近年来贯注了极大心力的一位作家，题目“有情”即来自沈从文在四川参加土改的夜里阅读《史记》列传的感受：“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所谓“有情”，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解释是：“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和“有情”相对，张新颖在论及许地山的《印度文学》时，拈出了另外一个词“干慧”：“‘干慧’（疑，Tarka）这个字是指僧佉派底思想而言，以后便专用来做论理学家底名称。我国古师译作‘干慧’，明其只有干燥的意思，不讲情，只讲理。”有意思的是，和“干慧”一样，“有情”也是一个佛家用语，指一切有意识、有感情的生命，旧译为众生——人与鸟兽虫鱼皆为有情众生，而草木、山河等则为无情。不过我们看到，在张新颖的这本小书里，“有情”似是把山川草木也纳入了。那么，在“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里面，谁可称得上有情二字呢？

　　我们看他写废名：莫须有先生独立江岸等船，不知怎的觉得很是寂寞，觉得一个男女渡客都于己有情。

　　写鲁迅，说他的杂文和现实血肉粘连，开篇引陈村的话说，这是一个非要把自己赔进去的人。

　　写卞之琳对张充和的苦恋，山山水水总关情，而用情其实是践道。

　　写牛汉和一棵被伐倒的枫树，自问为什么他能听到枫树倒下的声音，闻到枫树内部散发的芬芳，看到一圈圈年轮涌出的一圈圈泪珠……

　　读着读着，我想到了一个不太相干的人，舞蹈家杨丽萍。在很多采访里，主持人都喜欢问她对于爱情和孩子的看法，对此，这位白族舞蹈家颇不以为然。她说，我对一朵花的爱，对一棵树的爱，甚至对一只小蚂蚁的爱，都是爱情，我种一棵花就是我的孩子。难道只有男女之间才有爱情吗？又有一次，她说，我们村子里的男人敲鼓，他不是像城里人一样把它当成工具，他是把鼓当成他的女人，所以他的鼓才好。城里人离生命本来的样子已经太远了。

　　有趣得很，张新颖不只一次地强调，沈从文也自称自己是个乡下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总结为乡下人的智慧呢？那是一种不但不以一个人为中心的、自恋式的世界观，而且是不再以人类为中心，贯通历史和天地的生存状态，它宽阔，毫不顾影自怜。这一文学艺术乃至现实人生当中的境界如何达到？用书里的另外一些篇章来回答，那要依靠林徽因在“才女”称号之外的艰苦，许地山在《印度文学》里提到的如木匠做车的工作，以及沈从文的耐心。事实上，有情不是生而知之的得天独厚，而是经历过苦痛的煎熬和经验的打磨之后方能抵达的驿站。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作者对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理解。很显然，这种理解不能只靠“干慧”。

　　在关于熊秉明和夏济安的文章里，可见作者多年来对现代汉语的关心。没有鲜活、生动、不离于日常生活的现代汉语，又何来现代文学呢？而作者的书写也以简洁、灵动的现代汉语为现代文学的传统作出了佐证。当许多学院里的批评家在学术训练里日渐麻木，张新颖仍坚持写着温润有情的文字。“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这是说《史记》列传，也是沈从文说自己，同样，我把这看做是张新颖的夫子自道。

　　道不远人，作者深谙此理，所以他的文章从来都平易近人。书做得朴素淡雅，用纸之好，可看出编辑对本书也是极为用心。文字原本轻盈亲切，多说则近于迂腐，不如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