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们推出的《邵洵美作品集》第一辑五卷，读者品评了他的诗歌《花一般的罪恶》、小说《贵族区》、随笔《不能说谎的职业》和文艺评论《一个人的谈话》，也从回忆录卷《儒林新史》对他的前半生有所了解。当时我们还编制了一份《邵洵美著译年表》。这四年在好些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又收集到成百资料，《邵洵美著译年表》宜作修订。今年这第二辑四卷《一朵朵玫瑰》、《自由谭》、《谈集邮》，收罗的是另一些领域里的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他作为翻译家、出版家、集邮家的才华。人们翻到这一辑的《时代讲话》，或许没有料到会看到一个别一样的邵洵美。他用笔名郭明写过大量时评政论，这些文字与其文学作品内容既不同，文笔又相异，难怪跟他同时代的人，包括许多文坛老将也不知情。其实他早有表白：“你须用各种的文体来表现各种题材。我个人就曾经有过这种尝试，而且还认识它的必须。我写诗时是一种文体，写《贵族区》又是一种文体，用了浩文笔名写短篇小说时又是一种文体，写《璫女士》时又是一种文体，用了郭明笔名而为《人言周刊》撰文时又是一种文体……”因为他有很多笔名，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在结集时疏漏；因为用笔名，也就有可能误会而张冠李戴，写文章的郭明的确不只是邵洵美。还有许多他不具名的文章，如孤岛时期为《大英夜报》，每三天写一篇社论，我们无法确认。
　　他说“现在所得到的快乐，完全是我故意逃避了我的环境而得到的”。他不愿跟自己的家族里那些富家子弟一般，依赖祖上留下的遗产过奢靡的生活，一生碌碌无为。不过，正因为他生于富裕之家，没有柴米之忧，这才可能心无旁骛地读书著文，成为诗人、文学家，这才可能悠然自得地广交文友，出书办刊。他追求美，追求真的文学，向往大办出版事业。可是他无法逃脱命运的嘲弄和时代的打击。战争夺了他的财富，毁了他的事业，可以说，是时代摧残了邵洵美；　然而，时代也造就了邵洵美。因为他处于那个时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正是新文学兴起，期刊出版繁荣，文化艺术硕果累累，才铸就了他的文才，才满足了他的理想。正是当时内忧外患压力下，当政者攘外安内时局混乱，人民生活于不安之中、不平之中，邵洵美跟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忧国忧民，呼吁言论自由，呼吁抗日救国，这才锻炼了他的文笔，这才洋洋洒洒地发表如许耐人赏读的文章。诗人的敏感，以小识大，从国内外时事的变幻中捋出对我国我民的影响，写了这大量的时评政论，企图提请当政者与民众的警觉，有个时期，几乎每周几篇。也正是外侮当前，考验了他的意志，考验了他的人格。对周遭的世界，他始终清醒，他始终坚持做自己：达观，洒脱，幽默，安于清贫，埋头读书；始终恪守自己做人的原则，竭尽一个公民的爱国热诚，保持中国人的气节。在上海孤岛的艰难岁月，他已不再有资本办出版，但心犹不甘，自发担当起抗日宣传的使命，争取外援，出版了中英文姐妹版杂志《自由谭》和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以中国人的气概，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己之力，拿起笔做刀枪。
　　在战前战后幽默杂志《论语》半月刊许多编辑随笔里，他假借幽默写时评。但战后的形势令敏感的诗人再也无法容忍，后期一改　《论语》“春秋笔法”的俏皮口吻，换成《人言周刊》严正的笔触。安于现状，安于小百姓生活的邵洵美不能再冷静，不再回避“开口惹出是非来”的风险，他反讽借喻，乃至指名道姓地讽刺，单刀直入地抨击。《论语》的宗旨《论语社同人戒条》在他手里换为《论语征兵歌》。他看透了当官的那套把戏，戳穿表面现象，揭露事实真相。胜利后没有了外患，但国内战火连绵；　国统区内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当局借“动员戡乱”之名，假民主真独裁；　为了镇压革命死乞白赖地争取美援，假装民主学美国，设国代大会，竞选总统，洋相百出；官商勾结百姓吃苦，利用整顿金融，掏空百姓口袋，中饱私囊，等等，他在《编辑随笔》里极尽其讽刺挖苦。
　　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在《我们的八字》、《过年与分娩》、《夏日炎炎正好眠》、《两个小统计》等文中，明为叹自己的苦经，实际为老百姓抗议。
　　他压不住心头之火，不再幽默，直言抨击。待人接物一向温文尔雅的邵洵美，笔头却不再饶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混乱中，《论语》　第一六五期编辑随笔《直言谈相》，毫不顾忌地指责“蒋大总统”和其子“蒋督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