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文学创作之外，我认为编辑文学刊物也应当算作文学事业重要的一部分。鲁迅编过刊物，巴金也编过刊物，茅盾更编过刊物。最早的文学大师排位“鲁郭茅巴老曹”，好像只有曹禺没编过刊物。诗人邵洵美虽然未跻身大师之列，可是他对上世纪30年代文学事业的贡献在某些方面一点也不逊于他们。
 
    学者张伟在《邵洵美作品系列·散文卷》序里说“今天，人们提起邵洵美，首先就会想到他是一个诗人，其实，他最有功于世的还是出版事业。他办过那么多的报刊，有不少都在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痕迹”。
 
    现在邵洵美写过的那些像诗文一样隽永的“编后随笔”结集了，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邵洵美对上世纪30年代文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是那个时代文化名人中被低估的最为严重的一位。
 
    邵洵美亲自参与编辑过的杂志，计算起来大致有这么几种：《狮吼》、《金屋》、《新月》、《诗刊》、《时代画报》、《论语》、《十日谈》、《时代漫画》、《人言周刊》、《万象》、《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自由谭》、《见闻》。
 
    留存在这些杂志上大量的编辑随笔，无疑可以说明邵洵美是在用心与读者作交流，他的编后记不是流水账，也不是敷衍的语句。他写得很长，像是在和读者唠嗑。在编辑随笔的写作上，没有人能和邵洵美相比。最能体现邵洵美编辑随笔风格的，莫过于《论语》杂志了。
 
    《论语》固然有油滑无聊的部分，可是它对于当权者的讽刺挖苦也是非常之犀利的。我们的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是把《论语》杂志贬斥为“小摆设”那样无聊的货色，他们对于《论语》的战斗性却视而不见，这种观念真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邵洵美说道：“最近读英国培根爵士散文集，在《论叛乱》一章里他说‘在一个动荡的时局里，为上者对老百姓，应给予相当自由，使郁积与不满化为乌有（唯不得太形侮辱或故示凶勇），此乃安全之道。盖幽默不泄，则毒血内流，易结恶瘤而成绝症’。所以我们的《论语》，的确有益身心脾胃，难怪有知者来自动配服，以资调养。”他更强调“时局尽是严重，世上仍有幽默”。
 
    邵洵美的惊人之笔，是敢于在国民政府濒临溃败之际，决然地出一本《逃难专号》（1949年3月16日第173期《论语》），向这个末日王朝敲响最后的丧钟，专号出版两个月后，解放大军即逼近大上海。说到“专号”，不能不说到邵洵美高超的编刊手段，《论语》几个非常棒的专号皆出自他之手。邵洵美从专号的立题、组稿，到编辑后记，无不“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最终的产品，于现代文艺期刊之林闪耀奇异的光环。
 
    邵洵美优于同行的编辑能力，还在于他可以直接阅读外国的同类刊物（包括直接与外国同行交流），借鉴西方文化界的先进理念，关于这点，我们的评论家没太留意。还有一点也被忽略了，那就是邵洵美还是现代画报的倡导者。邵洵美编辑过的刊物门类之多，好像无人能及。举凡文学、漫画、电影、时事、评论，他都有涉及，现在又多了个画报。
 
    《时代》画报总出118期，是仅次于《良友》的大画报，当年的销数有六万之多。邵洵美对于画报持有他独特的见解，像他对“幽默”的见解一样卓尔不群。他说：“我总觉得图画能走到文字所走不到的地方；或是文字所没有走到的地方。对于前者，我有一个极好的例子：譬如说，新文学运动到现在多少年了，但是除了一部分学生以外，他曾打进了何种领域？以群众为对象的普罗文学，它所得到的主顾，恐怕比贵族文学更少数。但是画报是走到了他们所走不到的地方了。”（《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
 
    在这篇文章里，邵洵美还说道：“画报，的确也曾经引起作家如鲁迅先生等注意，但是他所提倡的是高深的木刻；可怜我们浅近的大众，比不上苏维埃高深的同志！所以我说画报能走到他们所没有走到的地方。”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个高贵的诗人邵洵美，后期他所主办的刊物的主旨，无一不是向上是抗争的，向下是温抚的。
 
    大致说来，《狮吼》、《金屋》、《诗刊》等纯文学刊物，邵洵美的编辑随笔此时并未显示与其他编辑有什么不同。直到《十日谈》、《人言周刊》的出现，才显示出邵洵美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的意愿，仿佛走下了高贵的文坛，换了一副“大众面孔”的社会批评家。邵洵美此时对统治阶层的批评非常不留情面，他主办的刊物经常被停刊（如《时代漫画》）、被开“天窗”（如《十日谈》），就说明了这一点。
 
    《自由谭》是另一个特例，它诞生于抗战初期，是旗帜鲜明的抗战刊物，成为今天我们的文学史重新评价邵洵美的一个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