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说到了早年形象，不能不提洪业《杜甫》对这段日子里杜甫生活的两项非常重要的考察。杜甫早年“快意八九年”的漫游，经济上的支持来自何处是一个大问题。“费用是家里提供吗”，“杜甫的家庭与唐代一般家庭的经济状况相比如何”？洪业以一般七口务农家庭作为对照，详细计算了杜甫父亲杜闲的家庭经济状况，“杜闲的家庭是官员家庭，免去了捐税和服役。作为兖州司马，杜闲可以拥有两份田产，得到两份收入”，“计算他从田租中得到的收入”，“以谷物为单位计算他的所有现金收入”，“杜闲从自己的职位得到的收入”“是一般正常家庭收入的十一倍”，“这个计算还没包括当地政府提供给杜闲的房舍——或者马匹，办公费用，以及其他特权和服务”，“还没有算上杜闲从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土地和财产，以及他自己的积蓄和投资”，最后的结论是：“他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大儿子杜甫的旅行费用。”（第32－33页）由此，可以理解何以“杜甫以一种相当奢华的方式旅行。他衣轻裘，策肥马。在兖州北部和西北部，杜甫花了大部分时间去观光和狩猎”，“《壮游》一诗中，杜甫回忆自己射飞鸟、逐走兽、呼猎鹰，纵横山林间”，这都是因为“杜闲的资助一定非常大方”（第34页）。对杜甫经济生活的关注，洪业《杜甫》中这不是唯一的一处。经过在长安的十年努力，755年杜甫最终获右卫率府兵曹任职，洪业随即指出：“在官阶上这个职位属于从第八品下阶。这个级别的职位赋予任职者以两百亩土地的永久拥有权，在任职期间则为两百五十亩，年收入约一百三十四斛谷物，月收入总计三万五千六百四十文钱，另带其他一些福利，例如配给两名仆人，使用马匹，等等。这样的收入能够使得我们诗人维持大概十口人的日常开销。”（第87页）在这两次经济宽裕之间，是杜甫长期求取仕途通达的困窘年代：随着父亲去世及之后的守丧期过去，“在接下来两年（743和744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杜甫寄居在洛阳，试着谋生”，“开始体味到贫穷”；“杜甫为什么不去寻求个一官半职呢？尽管他没有通过736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洪业特别的意见，他没有将杜甫应考如通常的那样定在735年），也拒绝参加后来的科考，他至少还可以通过荫补方式进入官僚体制，毕竟杜闲的官阶不但达到了从第六品上阶的标准，实际上还高过两级”。洪业的解释虽然“冒险”，不过看来合情合理：杜甫是杜闲与崔氏夫人的儿子，现在他将这项特权让给了自己的继母即杜闲第二任卢氏夫人的儿子，因为“杜甫的一个弟弟，很可能是杜颖，作了临邑的簿曹，这是一个正第九品下阶的小官，而作为兄长的杜甫却依旧还是一个平民和四处漫游的自由诗人”（第37页）。果真如此，便把握到了杜甫前后生活状态转折的关键所在，这是杜甫转向伟大诗人的起点吧。正写到这里，翻到报上有关杜甫的访谈，他说“在他父亲做官，家庭收入稳定的时候，杜甫就是一个有学问的纨绔子弟，但是他父亲一死，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很严峻，自己寻求生活”，“杜甫和以前所有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诗是他所有人生经历的一个心灵史，他的诗歌是他在人生困境状态下，竭尽了所有诗歌变化的能事，你能体会到杜甫的诗歌最主要的是写他自己”（《东方早报》2012年4月27日B6版）。陈尚君教授讲得很好，杜甫的这个选择导致了生活道路的变化以及诗歌方向的转折，其意义之重大，就不必辞费了。

　　洪业的《杜甫》，应该是到那个时刻为止，现代学者关于杜甫其人所做的最审慎最细致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私记》只写到安史乱前，且他更大的关切在诗歌，书中《七言歌行》、《胡马画鹰》两节表现尤为明显；冯至的《杜甫传》或许比洪书读来更为流畅，但毋庸讳言，考究之细密与严格，实有所不逮。然而，智者千虑，似乎也不是一切都精准明晰。当然不能居后来之优势来妄议前贤，仅就其书本身可能的瑕疵聊举一例。杜甫进三大礼赋之后，“杜甫还得参加一次考试。这次显然相当正式。名流们聚集在中书省。首相李林甫出题。礼部尚书帮助判卷。集贤院的高官们像一堵墙似的环绕在杜甫周围，而他则端坐在中间，勇敢而骄傲地奋笔疾书”。对此情景，作者提示读者：“参见第十章所载杜甫《忆昔行》及下面的《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一诗。”（第70页）但其实那些诗与此一场景间，多少显得不着边际，作者显然是根据《莫相疑行》敷衍而成的：“忆献三赋蓬莱言，自怪一日生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