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还有的一些讹误，与作者应无干系。平心而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的译、编，都是非常用心的，算得近年来的译著精品。然而，也因此不避细琐，期待更臻完善之境。正文例，第136页末二行，“诗人以极其低沉的语调提到自己，对自己仕宦经历的失望和幻灭表现的淋漓尽致”，“表现的”当是“表现得”；注释例，第63页“杜甫之所以没有提到掉高仙芝于751年被阿拉伯人击败的事件”，“提到”后的“掉”显为衍字。书中数字有讹误处，第241页提到《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作“771年”，那时杜甫已逝，无疑当是“770年”。英文标注，也存在小疵，如前引书中英译《赠李白》一诗的首行“Autumn again, 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down in the wind”，“W”不必大写；“代译后记”开篇列出英文书名等信息，“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书名应作斜体，出版社则不用。书中还有些关涉到处理体式的问题，比如第24页，作者提到《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涉及的杜甫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的时间，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我对诗篇CCCXXX的注释”，但这一注释当然得安置在杜甫在夔州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之处，那是在第218－219页了，而第24页如有译注的指点，读者翻检起来会方便很多。当然，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取消原书设立“子注”另册格式的处理，出于经济因素也好，出于对如今的中文读者无需提供一般性文献信息的考虑也好（见译者“补记”，第440页），至少在书中不该留下由此导致的缺失。前文提及，洪业至少两次在注中提及冯至1951年发表的观点（分别见第72及219页），今书中对此两出处分别作“冯至II，NO.3，32页”、“冯至NO.1第33页”，由此读者完全无法知道冯至是在何时、何处提出自己观点的。手边有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的单行本，舞剑器者手中有剑和杜甫成婚于741年两点，分别见该书第二节“童年”和第四节“与李白的会合”，还是与洪业《杜甫》的信息对不上；于是去找陆耀东《冯至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其中明文记述：“1951年1月至6月，《杜甫传》以《爱国诗人杜甫传》为总题，刊于《新观察》杂志二卷一期至十二期”，“童年”和“与李白的会合”正是第一和第三篇，这才与洪书的标注对上号。其实这番周折，读原英文本应是不存在的：“昔者我于二册后，并有仔细引得：上册以杜甫身世、史地为要；下册偏重参考书目。”（洪业“再说杜甫”，第367页）删略下册，书目不存，今书中不少出处无法悉知，并非绝无仅有。或许保存原初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教授建言的两册的格局，还是必要的，不说免去许多无谓的翻检案索之劳，至少得见洪业研杜之全貌；而这两册书，在洪业自己看来，也各有不同的作用：前者力图展现杜甫生活的真实，而后者试着揭示诗人生平之非实（While the volume on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attempts to say, “Thus, Tu Fu really was”, this volume of notes attempts to say, “Thus, Tu Fu really was not.” 见洪业审阅补充的“洪煨莲简历与著述表”，《洪业论学集》第442页，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