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近世数百年来学者们的种种努力是有成效的，今年恰是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杜甫逐渐被视为传统中国曾经产生的最伟大诗人，大约也有一千年了，作为“诗圣”，他超越了一切其他的天才。这当然与他诗歌的艺术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与传统中国对“文学”的理解有关：从孔子开始，“尽善尽美”（艺术的美和伦理的善之结合）就是文艺最高的原则，而杜甫不妨是最好的典型；他的诗当然自觉地探索了种种新的形式和艺术的可能性，笼罩了后代许多的努力方向，但同时，或许更重要的是由实实在在书写自己的经历，抒发了关怀天下的情思，因而成为那个时代的“诗史”。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对杜诗的理解与对他人生经验的了解，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吕大防《年谱》以来近千年，杜甫的生平经历，被历代学者反复考究，至今不辍。这种考究的基础，回过来，最重要的又正是杜甫的诗作。诗与生活的缠绕，在杜甫这里非常显著，可以说，一切杜甫传，都将是一部“诗传”。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很大意义上就是这么一部“诗传”，它引证、译注了三百七十四首杜诗，以“描写杜甫的生平，说明其时代之背景与史实的意义”（洪业“我怎样写杜甫”，《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348页；以下引及此书，仅随文给出页码），六十年前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1952年，在现代杜甫传记研究的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一年：洪业作为现代中国杰出的史学家，在北美出版了平生唯一的专书，即现在所谈的这部诗人杜甫的传记；同年，现代中国杰出的诗人冯至，在国内出版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杜甫传》。如果稍微前后扩展一些来看，大概可以说1950年代，就世界范围的杜甫研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时期：1950年，日本现代最主要的杜甫学者吉川幸次郎结集出版他早期的研究为《杜甫私记》（中译《读杜札记》）；1956至1957年，现代中国杜诗研究大家萧涤非先后出版《杜甫研究》上下卷（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6月，下卷1957年10月）。从“诗传”的角度来说，稍后的萧涤非两卷《杜甫研究》，设计与洪业《杜甫》有可以类比之处。萧书的下卷，实是两百六十六首杜诗的选注，五年后修订成《杜甫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是晚近数十年间非常有影响的很具学术性的杜诗选本。

　　洪业是在北美以英文完成《杜甫》一书的。据他辛卯年（1951）9月的《自叙》，该书撰作的缘起是“丁亥至戊子岁（1947－1948），予再赴哈佛大学教席，授以杜甫行实。诸生喜焉，促予笔削以成编。戊子岁二月，又宣之于耶鲁大学伍德沃（Woodward）讲席。听者亦促予以英文撰为一书”，可以设想，撰写是从1948年开始的；同时他告诉我们“此书之成，距今已二载余”（第1页），是则此书1949年当已完成，撰著过程为时不到两年。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及，1951年交付出版之际，作者还有局部的补订。洪业至少两次在注中提到冯至1951年发表的观点，而这很可能是《杜甫》一书所参考的最晚近的学术工作：杜甫可能成婚于741年（第72页），而杜甫早年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照四川出土古砖上的画像，舞者手中应该是有剑的（第219页）。虽然这两点意见，洪业都不赞同，但他显然是重视的（冯至在《杜甫传》正式成书刊行时仍然坚持这两点，见《杜甫传》第13－14页及第29－30页）。

　　在那个时代的北美撰写英文的《杜甫》，书中自然会有所体现。除了翻译的比照讨论，对杜诗的辨析推究中，洪业时时会提到他之前的英文译者Florence Ayscough和德文译者Erwin von Zach的利钝得失。涉及杜甫孩子的例子比较有趣，流露出洪业少年读杜的感受：“艾思柯女史甚至认为在两个孩子中杜甫偏爱小的一个。这是一个颇为严肃的结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读《忆幼子》和《遣兴》的时候，我也在为这种想法困惑，杜甫更关心他的幼子，而不是长子。作为家中的长子，我自然会有一种敏锐的遗憾，看到自己最爱的诗人也有一般父母所具的偏心。”（第109页）四十年后，洪业相信这是误解，他一定松了口气。有时，他也会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比如判定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的告身为赝品的时候（第107页）。但终究，洪业对杜诗和杜甫的把握，是在传统之中形成的，是从十三岁父亲授以《杜诗镜铨》扎根的（杨伦这部书也往往是以前读杜的入手第一书，参郭绍虞所撰《杜诗镜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通观全书，洪业的《杜甫》坚实地建立在传统的杜甫阅读和研究之上，他反复参稽的还是仇兆鳌、朱鹤龄、杨伦等，博引旁征各类可能相关的文献史料，心细如发而又清晰明彻地省察既往杜诗的版本、编次、阐释、考证，最终连缀起中国最伟大诗人杜甫的生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