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翻译的难度在于大量文革词汇
    余泽民：首先我作为译者，或者说我代表原作者向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我想说一下这本书的翻译的过程。这本书不是我发现的，这本书是前年康慨，一位书评家发现的。当时《中华读书报》的一个报道提到了这本书，这位作家获得了前年莱比锡图书展的图书大奖，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可能从网上搜到了这本书，所以这本书能够跟中国读者见面，应该感谢康慨先生，他最早把这本书介绍到中国来。后来编辑就找到我，说让我帮着先读一下这本书，我去匈牙利的的书店没有找到这本书，什么书店都没有，网上也订不到，我是费了特别大的周折才从旧书店淘到了一本。后来又约作者，因为作者长期在国内生活，他给我带来了一本匈语的、一本德语的。我读了之后，还是有点犹豫，因为我离开中国已经20年了，对中国读者群这个背景不太了解。因为我走的时候是敏感期，我是90年走的，之后等于有一大段的空白，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书在中国能不能出，我不想来让编辑因为我的误判担这个风险。我说这个书从结构上讲比较有意思，不是传统的小说，有一定的文学性，它的文学性不是表现在语言上的难译性，而是表现在结构上的趣味性，通过回忆、传记和一些伪纪实，编造了这么个故事。我觉得从这点说，可能有点意思，但是它涉及到社会问题，甚至体制问题，我把握不了。当时我把德语版的小说带回来了，编辑又请了一位德语专家，看了这本书，说这本书很好，甚至有一个专家说，从某种角度讲可能在中国出版要比《1984》还具现实意义。所他们决定出这本书，我就承接了这个书的翻译工作。

    东欧作家有一个特点，都是纯文学上的一线作家，他们都以自己文字的难译性，甚至是不可译性为荣。这个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甚至跟昆德拉也不一样，昆德拉为了寻找自己的读者群，用最简洁的语言，甚至敢于用法语写作，但是像东欧的凯尔泰斯，还有我翻译的《一个女人》的作者彼得，甚至是赫拉巴尔，他们都以自己文字的不可译为荣。因为都是小语种，匈牙利语、捷克语，力求把本身的语言发挥到极至。但是这本书没有，对我来说躺在床上，不用查字典就可以翻译。

    但是对我来说，这本书的翻译难度不表现在语法上，而是他用了大量60、70年代，也就是文革的词汇。后来我觉得特别兴奋，如果我再晚出生10年的话，就翻译不出来了，它有大量特定时期的语汇。而且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比如文革出现的语汇，在匈牙利语中很多是直译过去的，像“把谁谁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就是“垃圾堆”，一模一样。这让我进入到了小时候的氛围，因为我是60年代生的，从一懂事就听广播、听高音喇叭，这些都在我的脑子里复苏了，突然启动了我记忆库里一部分已经不用的语汇。

余泽民谈《1985》的特点
    余泽民：还有一个特点是书里的黑色幽默，幽默到我都犹豫是幽默呢还是我读错了。比如说文章开篇写老大哥病入膏肓了，切了左胳膊，切了右胳膊，切了左腿又切了左腿，后来又切了一个左胳膊。我说怎么切除了两个左胳膊？是不是我翻译错了？后来我发现注释里面提到了，说老大哥确实有两条左胳膊，这是作者的一个幽默，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下，他可能以这种形式讲一个极左的领袖。东欧变革在1989年，大家要知道，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匈牙利还是一个独裁社会，当时的领袖卡达尔从1956年上台一直到1989年去世，统治了匈牙利很多年。作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这个故事，也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含沙射影的东西来表达他的想法。这就一下子提起了我的翻译兴趣，因为书里有许多东西，你如果不去细读，就可能注意不到他的机智。所以大家读这本书，别以为可以一目十行，那样可能会跳过许多黑色幽默。

    还有一点，我想说说这本书结构的特殊性。这本书是1981年写的，是在冷战时期的东欧写的，当时的东欧跟中国的文革差不多，可能也没法自由出书，文艺被几个作家霸占着，所有影片都是苏联的，看不到西方文化。他在看不到西方当代文学发展的境况下，可以写出这本书，我觉得挺值得敬佩的。因为他用了特别复杂的结构，比如说多重结构、多体裁结构，书里面借用了诗歌、小说、公告、传记和各种各样的新闻体。第二个是多视角，大洋国老大哥死了，这之后从哪个角度去讲呢？如果用一条主线去讲肯定会有偏向，他选了三人物，他们在老大哥死后的变革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先是同志在一起奋斗，最后由于不同的政治观点彼此分裂，甚至变成了敌人。这三个角色又都是从《1984》延伸过来的，一个是秘密警察的头子，一个是杂志的主编，还有一个是主编的情人，她原来也在政府工作。他们三个人代表了三个派别，警察头子是投机派，看准了风势去控制局势；主编是激进派，他抱着一个改革的决心，不管后果、不顾手段，甚至不畏牺牲；第三个人她在体制里面工作，但是她同情、支持激进派，但是真正到了变革的时候她又反对了，可以说她是一个温和派。他从三个人物的角度叙述，相互补充同一个事件。这个形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难度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