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1日，大光明影戏院放映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摄制、罗克主演的有声影片《不怕死》。罗克在片中饰演一位植物学家，受聘到旧金山唐人街稽查绑票贩毒团伙。影片中的华人尽为贩卖鸦片、偷窃、绑票之辈，行为野蛮，贪生怕死。次日，复旦大学教授洪深至大光明观看此片。当放映到罗克向华人买花，将钱投掷地上，华人争相抢钱一幕时，放映厅内的洋人们轰然大笑，洪深愤然离去。回到家后，片中侮辱华人的情节一直在洪深心中萦绕。23日，洪深冲进戏院，登台痛斥影片，数百观众纷纷离座要求退票。此时影戏院一洋人经理报警，后巡捕将洪深带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新闸捕房。洪深据理力争，约3个小时后才被释放。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不怕死”事件。

　　《申报》与《民国日报》等积极报道事件进展，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促进国民政府介入“不怕死”事件。此后国民政府制定《电影检查委员会定期检查特别区电影片》，规定以后所有租界内影院所放映影片，均须经过电影检查委员会的许可，方可上映。事件发生后，洪深以“公然侮辱”罪将大光明影戏院告上法庭。《申报》也作了及时报道，最后中国外交部与驻美使馆经过交涉，决定不由法律解决。经过外交部的交涉，主演罗克致函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向中国观众正式道歉。道歉函由中央宣传部准外交部函送上海特别市宣传部。

　　抗日救亡的喉舌

　　从“五四”到抗战，《申报》秉持爱国立场，主张读报关心国家兴亡，连篇报道各爱国事件，记载了许多历史细节和重要时刻。

　　近代日本不断蚕食与侵略中国，《申报》对此长期关注。1927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直接干预北伐。上海各界发动抗议，6月12日，各界60万人分别举行反日出兵大会，决定成立反日出兵会，并要求对日经济绝交，鼓励市民检举奸商。26日，成立抵制日货运动领导机构——上海民众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为惩罚奸商，在新闸桥等地设置木笼，上书“召租洋奴”四字，并配俚词：“破坏抵日货，甘心做洋奴，此等兽面人，请他立木笼。”《申报》对此进行持续报道。次年5月，上海成立反日会，从《申报》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党政工商及下层民众联合的反日社团。“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组建抗日救国委员会，此后在“一二八”事变中，政界与商界进一步合作，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救亡的中心。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申报》大量报道上海军民的抗日斗争，要求政府驰援十九路军，时评尖锐指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申报》还停止刊登收入不菲的所有文艺广告，一日三刊，滚动报道战事动态、发布各种爱国捐助启事。在抗日战争时期，《申报》报道战争消息可谓浩如烟海，如战争、党派活动、救助募捐、难民收容、外侨避难、慈善事业、国际援助、商业市容、物价涨跌、名人俗夫、敌伪活动、烟馆妓院等，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如国际红十字会曾对华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申报》及时报道该会的物资援助，以及派遣医疗队、设立难民所和伤病医院等。这些援助改善了中国难民的生活，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传播新知的媒介

　　开办之初，《申报》即高度重视市民性，在报刊上刊登市民们喜闻乐见的竹枝词，改善上海的文化环境。同时，大量刊载各“茶园”的演出信息，发表近代最早的戏评文章，报道新开菜馆、游乐场的消息，满足了市民们的生活及应酬社交的需要。《申报》的本事是将政治性新闻也弄得很有市民性和情趣。如同治皇帝大婚，当时还没有电报，北京的消息传到上海至少需要十多天，尽管《申报》无法及时报道婚礼，但预发许多新闻，如“七月廿六日纳采，八月十七大徵，九月十五日举行大婚典礼”，“计用帑银一百万两，共用黄金一千两”，包括皇帝、皇后等的吃穿用，非常详细，还有上海衙门《大婚不理刑名》，会审公堂放假一天以示庆祝等社会新闻，开创了新闻的样式，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

　　为提升读者的知识水平，1920年1月1日起增发《常识》副刊，“灌输国民应有之普通知识”。《常识》介绍科学和新知，吸引了无数青年人，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年在上海虹口布店做学徒的沈鸿几乎每期必读，渐渐地对机器、对数理化产生了兴趣，后创办利用五金厂，抗战时他将该厂迁往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最高工程师，解放后担任一机部副部长、中科院院士。

　　《申报》的副刊曾坚持消闲性格调，直到五四运动后才有变化。1932年，史量才聘请黎烈文出任副刊《自由谈》主编，黎烈文锐意革新，延请鲁迅、茅盾、巴金、郑振铎、陈望道、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等执笔，以杂文、随感、散文、诗歌、漫画和考据等形式，发表了大量进步文章，成为进步文化界的新堡垒。国民党对此极其不满，不断对史量才施压，迫使黎烈文辞职；此后仍不放过《自由谈》，最后该刊于1935年11月被迫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