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以降的中国史家，治史提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通过研究历史来发现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而治史目的是“以史为鉴”，让今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治史者还讲究现实关怀，在洞悉历史的奥秘之后，不满足于其成为象牙塔内的抽象学术，积极将研究成果普及化、通俗化，与更多的大众分享。然而，随着近些年历史研究的精细化、建制化，治史亦变为一种无需关照现实的职业，能真正做到以上三点者凤毛麟角。

    许倬云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科班史家，近二十年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其近著《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便是一例。

    此书是他在报纸上的专栏文字结集。虽是报章文字，却可见其写作之初便带有鲜明的主题意识，即通过一系列文章来探讨大国的兴衰问题。他以政治制度和治理效率为中心，简明扼要地勾画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罗马帝国的兴衰问题，并不时将各自优劣参照对比，精彩论断随处可见，比如说王朝掌握的资源和管理的方式，在乱世和治世并无差别，出现乱世是因信息反馈系统出现问题，或中枢不知如何应付；说孙中山起事实为边缘人的革命，并未动员且无从动员可以支持的社会力量，必然会遭遇失败的命运；或更正吉本的观点，说罗马帝国衰落并非引入基督教，而是丧失了帝国的精神理念，才使基督教乘虚而入等等。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展开论证，只能点到为止，但大家写小书，行文举重若轻，千年兴亡一目了然。 

    许倬云解释大国兴衰，采用的是一种系统论的思路。他认为，国家如人，实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制度安排、治理效率、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精神理念、经济问题等都是构成这一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当各项系统机能运行良好，配合相得益彰时，国家便会兴盛；当系统某个机能出现问题，或配合不善，便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逐渐影响全局，导致国家的衰落。概括言之，便是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也不存在“历史的终结”这回事，一切都处于危险的平衡之中。因此，必须谨慎而行，并使系统保持自我调适的弹性，开放多元而不僵硬封闭，只有如此才能免于衰败的命运。

    从《大国霸业的兴废》可见许倬云一如既往的大历史观念，亦可见一种重新解释历史的努力。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思想，如何跳出兴亡周期律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关切所在，因此，许倬云能做的只是在这些已有的思想与问题基础上，进行更细化的阐释。但因为是一本普及化历史读物，因此限制了这种阐释的深度。而且，所谓“大国霸业”的书名似乎不当，因“霸业”二字本身就缺乏正当性，似乎让人联想到“称王称霸”，表现的是某个国家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实与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平等理念不符。许倬云似乎还过于强调大国崛起的物质因素、制度因素、环境因素，略有涉及精神因素，而很少涉及到文明因素，或者说并未给予文明等隐性因素足够的地位。然而，在近些年的大国崛起中，文明因素日渐重要，缺乏文明的富强亦不过是一种粗鄙的崛起。尤其是联系中国的语境，但许先生很少提及。

    实际上，讨论大国的兴衰问题，早有保罗·肯尼迪的巨著在先，因此让人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书中许倬云提及而未展开之处。比如，他自述一直在寻找“另一类知识”，试图让科技和人文互相了解，从科学思考中衍生出可以讨论的真善美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思考成型，并成一本厚重的著作，必将真正实现“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