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获得真相最切实的方法。
    写到这里，我忽然特别想闲扯。
    我想到一个获得真相的途径，这也正是我这两年的阅读所做的工作，那就是看书信。
    我看了两年的鲁迅书信集，我知道鲁迅和沈从文是如何矛盾的，鲁迅和顾颉刚为什么吵架，鲁迅和许广平是如何好上的，鲁迅在广州是如何开书店的，鲁迅和高长虹是如何闹翻的，鲁迅和周作人是如何老死不相往来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相，虽然依旧是模糊的，但，这些书信让我看到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子。
    我甚至想过，通过书信来往的方式写作一个长篇小说。
    但那需要详实的阅读积累和人生积累。所以，我只是在这里慷慨地计划一下，并没有决心实行。
    书信是一个窗口，打开来，透透气，可以看到停泊在过去历史中的真实的笑脸或者云彩。但是，并不曲折，甚至它过于片断、隐约、朦胧、隐私和残缺。
    所以，小说又有了舞台。
    前几天，我看到一篇关于画家郁风的文字。
    郁风是著名画家潘玉良的弟子。当然，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侄女。
    郁风对别人说：潘玉良长得特别难看，因为太难看了，没有学生敢去选她的课，一个也没有。郁风是偏执狂，看哪个老师的课没有人选，她才专门去选。所以，她成了潘玉良惟一的弟子。
    （这个惟一在这里有些胆怯，我没有查证。我最爱干这样的事情，为了讨好自己，用一些夸大其实的词语来自我蒙蔽。）
    我当时看到这个片断的时候惊呆了。潘玉良，中国著名的画家，作过妓女。哪能不漂亮啊。
    可是，她的学生不会说谎的。
    有时候，历史真相爱和我们的猜测开玩笑，它沉着、冷漠，却会在我们不经意地时候突然热情，出乎意料。
    而小说的写作者，正是伴随着这些出乎意料的事件真相成长、延伸。
    小说要截取片断，同时又要补充片断。要删除多余的、繁琐的、平庸的生活片断，又要增加规律的、细密的、动情的生活的片断。
    小说永远是加减法并用的一种记忆方式。把不同人的人生经历放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加法。把一个地点上发生的很多故事都忽略不计，只写出一个小而又小的场面，那就是减法。
    《六十七个词》用了大量加法。
    在这个文本里，我试图还原一个人的记忆真相。
    我试图往真实的生活里加入大量的幻觉，我甚至试图用幻觉打败真相。
    但是，作为写作者，我没有忘记用小说思考一件又一件事件的真相，我最后清醒地意识到，不管多么用力地把一个想象的画面变成现实，但现实中，它依旧是模糊的。
    模糊主义。
    有一个人在楼下拉小提琴。另一个人在楼上骂他。后来楼上的人死了。楼下的人再也不拉小提琴了。他觉得没有了相互陪伴乐趣了。
    这是毛姆的个小说情节，同时也是我思考一个事件的结果。如果一个坏的情节消失了。好的东西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
    而且，好和坏本身就是模糊的。
    对于一头牛来说，草是最好的东西，而对于庄稼来说，草是不好的。
    我要说的是：把草从庄稼地里拔出来，想办法给一头牛。这是小说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