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个词》是米兰·昆德拉的一篇小说评论的标题，事关别人对他小说的误解，他试图用六十七个词语来表达自己对小说的全部理解。
　　事实上，他失败了。小说或者根本不在具体的词语里，又或者，不需要这么多词语便可以界定。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他。
　　对别人宣布喜欢米兰·昆德拉，这事儿多少有些虚荣。自米兰·昆德拉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他一直占据着太多的词语资源，米兰·昆德拉的好，犹如一款质良好又价格不菲的男用牛仔裤，耐磨、吸汗，又有些休闲的气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种款式的裤子，因为，他的裤腿太长了，甚至，它还坚决且固执地在屁股兜的位置绣一个庸俗的图案。
　　这比喻定会倒了部分阅读者的胃口，那么，便成功了。
　　我喜欢米兰·昆德拉非常之浅薄，如果我说，我阅读米兰·昆德拉十年，至今一本书也没有看完过，你一定会笑话我。那么，我同意你这么做。
　　最初是喜欢米氏的谐谑，是的，他是一个对读者很怠慢的人。我常常想，这个家伙，脱光了小说里女人的衣服，正经地坐在那里讨论数学、音乐的节奏、性生活之外的所有琐碎的事情，像极了周星驰的电影台词。
　　米兰·昆德拉的出现和卡夫卡以及卡佛的出现一样，他们都是对小说文本有大贡献的人。卡夫卡让生活在现实里的人找到了另外的模拟空间，也就是说，卡夫卡拉伸了小说的生存空间。卡佛剪断了小说的冗长叙述，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又一张照片，也就是说，卡佛让小说的速度放慢了，让我们看到了事物的慢动作。而米兰·昆德拉比他们更强大，他是一个骗子，他既不负责写好看的故事，也不负责弹奏动听的音乐，只负责吹牛，用漂亮的广告词招徕到舞台前，而他却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尿尿，尿完以后，宣布，表演结束。
　　不可以吗？
　　他在舞台上反问。我正是在舞台下热烈回应的一个，我喜欢这样的表演，多么随性啊，其实，我也想上得台去，一脚将他也踢下来，接着表演。
　　可是，终于，我，并未上去。因为，一个人内心戏太多，只能一事无成。
　　
　　我的小说《六十七个词》便写了很多的内心戏，现在，你若问我写了什么，我已经差不多忘记了。但是，当初写这个小说，的确是看了米兰·昆德拉的那篇《六十七个词》。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米氏试图用六十七个词来完整地阐释他对世界、对感官、对食物、对小说等一切的看法。那么，我完全可以用六十七个词让一对陌生的男人和女人相识、握手、接吻、上床。
　　请原谅我一开始对小说理解得如此浅薄，在我的恶毒定义里，小说就是让男人找到女人和食物，又或者让男人失去女人或者食物。总之，小说是一种饥饿的艺术，里面的人不能太饱和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些什么。
　　
　　显然，我对自己的定义很是满意。我开始写了，甚至，我写出来了，我发表了，我出版了。我却并没有让小说中的人物获得满足。这源自于我的自私，我讨厌幸福的男人，我凭空觉得那样的男人太庸俗了。我怎么能容忍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如此不堪呢。
　　于是，六十七个词里，我挑选了很多陌生于我日常生活的词语，这些词语不太正经，像极了米兰·昆德拉小说里人物的生活态度。
　　我相信，这大概就是向一个人致敬的做法吧。
　　
　　私下里，我总觉得米兰·昆德拉是一个热爱吹牛的人。然而，有才华的人，谁又不是呢。沈从文那么内向，还不是在情书里向张兆和吹牛。乔伊斯更甚，经常向友人理直气壮地借钱，理由竟然是他马上要出名了。米氏的吹牛表现在他对自己作品的溺爱上，比如，他到处炫耀他所精通的音律，他在和萨尔蒙《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中，吹嘘他的《生活在别处》有贝多芬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他是这样说的：“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在别处》：第一部分：七十五页中有十一个章节，中速。第二部分：三十七页中有十四个章节，小快板。第三部分：九十一页中有二十八个章节，快板。第四部分：四十页中有二十五个章节，极快。第五部分：一百零四页中有十一个章节，中速……”每一个看到这里，我都觉得他太刻意了，有必要这样超文本解读自己的小说结构吗？我曾一度觉得这家伙太矫情了。可是，他所有的可爱之处，不正是大胆抛售自己的矫情吗？
　　需要补充证明的是，真正进入爱情情境中的男女，或多或少，不都是有一些异常于日常生活吗？而这可以度量的异常，正是所谓的矫情。
　　没有矫情，哪来的那么多趣味。
　　是啊，我终于在一次看周星驰电影的时候理解这种矫情是什么了？
　　当周星驰赤裸裸地赞美自己说：“我很普通，是个杀猪的”时，我一下子被击了，暂停碟片的画面，沉思良久，觉得，这是一句了不得的哲学话语。
　　所以，当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周氏电影，是，那部神奇的《国产零零七》时，希望，你不会因此而崇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