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陈伯吹儿童文学奖30周年庆暨第24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会在上海隆重举行，期间举办了“——陈伯吹与中国儿童文学论坛”。这个论坛的主题，正是我十年前写作《陈伯吹评传》时第十一章的标题。标题出自陈伯吹的一个大会发言，那是55年前的1956年2月，陈老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发出呼吁：“我站到这儿来了，以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要向亲爱的作家们提出恳切的要求：‘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陈老这个呼吁不是对儿童文学作家发出的，“为小孩子写大文学”是儿童文学家的天职。陈老是对“亲爱的作家们”发出的，因为“实际上作家们自己也往往就是孩子们的爸爸和妈妈，所以不能设想有哪一个作家会找出一种可以不为儿童写作的理由来，尽管这个理由十分充分，不是一种借口，也是得不到原谅的”。

    半个多世纪来，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社会儿童文学的意识、作家儿童文学的态度都与陈老的期望有明显的距离，重温陈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呼吁，也应该有更明确更丰富的解读。对于儿童文学家来说，应该把儿童文学当作“大文学”来写，写出大作品、大气派，儿童文学在艺术性、文学性上和成人文学是同一标准。对于非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应该将儿童文学提升到关系个体健全成长、社会和谐发展、民族共同富裕、国家繁荣富强、人类和平文明的“大文学”来认识，尽可能为小孩子写点什么，尽可能多得理解关注支持儿童文学，共同营造儿童文学良好发展的和谐生态。

    1956年是陈伯吹儿童文学人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1956年6月，陈伯吹发表了后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童心论”的著名文论《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1956年9月，他出版第一部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论文集《儿童文学简论》。《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后来收进了1959年版的《儿童文学简论》。这部简论，特别是《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集中回答了如何“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理论问题，强调“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很多人对这一段话非常熟悉，但对陈老接着说的一段话知之很少，陈老说“作家既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然比儿童站得高、听得清、看得远、观察得精确，所以作品里必然还会带来那新鲜的和进步的东西，这就是儿童精神食粮中的美味和营养。正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它应该一直在这一综合（指一定年龄的心理综合）的前面，把儿童带向前进，到他还没有到达的那些目的。’专给儿童喝乳汁是不可能成长得正常健康的。”

    重温这段精辟的论述，很难想象这是陈老在55年前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家不可能回到童年装老天真说娃娃腔，但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有一颗纯洁善良幻想不老的童心；儿童文学作家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向导，他的作品必须要给儿童带来新鲜的和进步的东西，这是儿童文学给予儿童精神的美味和心灵的营养。一句话，儿童文学是“把儿童带向前进”，到他还没有到达的那些新境地。这就是陈伯吹所说的儿童立场、童心状态、成长主题和教育方向性。他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解不仅切合那个时代文学发展的阶段，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在对中国儿童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和探究上，周作人、陈伯吹分别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两座巅峰，而且至今仍然没有人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超越他们。陈老留给我们儿童文学理论的宝贵遗产是他在坚持文学性即艺术标准的前提下，旗帜鲜明地高举“儿童文学特殊性”，坚持儿童性与教育方向性的辩证统一，这也是支持和反对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者的交锋论点。

    陈老发出“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后不久，就遭到了大批判，有人别有用心地割裂、夸大陈伯吹关于文学性、儿童性的论述，给他开列三条罪状：以为儿童服务对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童心论对抗阶级论，以艺术标准第一对抗政治标准第一，全面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10年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伯吹被抄家被批判被革命。又过了10年，文革结束，陈伯吹被平反，童心论被伸张，儿童性被认同，艺术性被弘扬，又开始了一个儿童文学从“儿童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的文学时代，教育性开始被质疑被批判被抛弃，陈老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又被当作传统、保守、狭隘、功利的儿童文学观，被批评为“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格格不入”。这与他的童心论平反正好又过了10年，陈老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了。此后在陈老人生最后的整整10年里，他再也没有写理论文字，他仿佛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总结自己“是个确确实实的园丁，而且已经当了70多年的老园丁了”，他忠实地履行老园丁浇水护花、锄草除虫、施肥梳枝的职责，有求必应地给后进者的作品写序推荐，从《他山漫步》到《苍松翠柏》，坚守园丁岗位，尽力扶掖后人，小车不倒只管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