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败寇，自古皆然。本书主要是一些第三帝国“败寇”对二战的回忆和反思。书名《山的那一边》意指了解敌方的所思所虑，从德军将领的视角，让他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追述二战。沙场复盘，痛定思痛，其价值不言而喻。
    作者李德·哈特身历二次世界大战，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和《战略论》等著述名世。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战略思想家，他在书中对一些战役的评点高屋建瓴，独具只眼，为本书增色不少。
    身为军事大师，李德·哈特对这些败军之将不无同情敬畏之心。作者深知“要撰写一部大战史，收集对立面的材料至关重要，如果只是从‘山这边’来考察这场战争，不仅眼光会受到局限，历史真相也难免会受到歪曲。”他不无自谦地表白，这仅仅是一部史料的汇编，不敢自称是在“撰写历史”。不过通观全书，可见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堆砌德军将领的口述，而是经过仔细的分析厘正，巧加取舍编排，由此可窥见其独具的史家匠心。
    秉笔作史，贵在求真。西谚曰：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但那是政客和御用学者的惯伎。李德·哈特虽然是英国人，作为一个战争史家，他具有历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谦恭有礼的伦德施泰特、骁勇善战的古德里安、足智多谋的隆美尔，而不是一帮凶神恶煞。相反，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论军人风度，某些盟军将领却显得等而下之。作者写道：“二战以来，我曾走访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经常有些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向我坦言，那些德国占领军军官的举止不但与党卫队有别，也比前来解放自己的盟国将领表现更好。如此口碑当归功于某些德军将领的举止，尤其是伦德施泰特。”李德·哈特也对一些被胜利者歪曲的事实作了订正，如盟军指挥部宣称，欧洲著名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是德军炸毁的。而实际上却是美国大批轰炸机和地面炮火干的。他认为不应将战时的“野蛮行为”全部归咎于失败者。
    李德·哈特是机械化闪击战理论的先驱之一，对坦克战情有独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的学说在英国本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倒是在敌对国找到了知己，古德里安等人将坦克战付诸实践，使德军坦克在二战中大显神威。从古德里安的口述中可以看到，装甲部队机动作战新观念的崛起也曾备受保守派的阻挠，他也提到了若无希特勒的慧眼识才、破格提携，也不可能有这些后起之秀的一战成名。
    希特勒与德国军界元老一向心存芥蒂，那些老将军们原本就看不起这个“波希米亚下士”，希特勒重用年轻将领也多少有点出于无奈。当然，以新进少年来压元老重臣原本是独裁者惯用的权术。老将军看不惯年轻人的跋扈，年轻人瞧不起老家伙的颟顸，希特勒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李德·哈特对希特勒的评价对读者也不无启发。他指出战时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和在战后往往迥然不同，希特勒形象变化之大尤其如此。二战伊始，德军战无不胜，希特勒的威望与日俱增，而当德军受挫于苏联后，其形象就大为减色，到德军土崩瓦解之时，人们便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希特勒。可见“领袖的公众形象在战时常常失真，而且随着胜负的潮起潮落而沉浮。”
    疆场成败，军界枯荣，德军将帅的命运同样随着战场上的胜负而沉浮。军人好战，希特勒的扩张政策让他们有了用武之地，但希特勒对军事行动的横加干涉又常常让他们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捷报频传之时，．首先归功于希特勒。一旦战场受挫，那些将领便成了失败的替罪羊。宠辱无常，几上几下的经历所在多有。也有人试图反戈一击，但又因种种原因终究未能痛下杀手，从德将的口述中不难体会到他们心中的纠结和惶恐。“面对升迁的机会，将军们往往会隐忍内心的质疑，这就使希特勒有足够的时间来离间军方的共识。
    任何军队都会有这种现象，但在专制独裁下，其表现尤为典型。新近得到提升的军官往往自信其所面临的境遇要比前任更好，自己不会重蹈前任的覆辙。这种格局无疑会成为任何统治者手中强有力的杠杆。”诚如李德·哈特所言：“是追逐个人的野心还是割舍一己私利，这对矛盾构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
    更致命的是军方内部对战略战术的分歧，军方与最高统帅在战略战术上的矛盾。当德军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之时，希特勒和德军高层也始终在暗中博弈。希特勒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二战之初他力排众议，大胆冒险又屡屡得逞，军事专家失策反衬出他的高明，致使德军将领在后来重大战役中不敢大胆建言，希特勒也就更为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在对苏战役中，希特勒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致使德军遭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李德·哈特指出：“希特勒的战略直觉和德军总参谋部的战略运筹结合在一起，本当产生压倒一切的力量，但是双方冲突所产生致命的矛盾却成了他们对手的大救星。”古人云：“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孙子·谋攻》)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不与先哲的教诲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