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这个社会里，大家觉得炒股是才能，会赌马也是才能，但是不会有人觉得会写字是才能。 ”董启章的弟子王贻兴，这位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最年轻的得主，却看不到写作的前景。于是他主动放弃了严肃小说写作，成了一名电视艺人。对他的 “中途退场”，梁文道不无讽刺地说:“当董启章勒紧裤带写他那大概只能卖出1000本的宏伟巨著的时候，我却看见报纸副刊‘汽车版’访问王贻兴，畅谈某辆名牌跑车的魅力。 ”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及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奖新秀奖等。著有小说 《安卓珍尼》、《地图集》、 《衣鱼简史》、《体育时期》、“自然史三部曲”等。 《天工开物》是“自然史三部曲”首部，采用二声部的写法，是糅合了个人成长史、家族变迁史和香港百年发展史的一部大书。

    尽管王贻兴对老师董启章，有着最大程度的尊崇：“看到董启章老师的作品，才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之后听他讲课，简直惊为天人。”但年轻的他，还是悲哀地看到了老师所处的困境：写最好的小说，却没有多少人欣赏，这让人觉得很可怕。“我师傅董启章写‘自然史三部曲’，问的是这个问题：所谓对自身很有意义的文学创作，对那些很切身处地在生活的人，到底有没有意义？在这样的社会，作家还可以做什么？”

    不过董启章对于弟子所谓的困境说，处之淡然。“他这样说是一番好意，但他的判断完全错误。如果只看外部的环境和条件，你会认为这是个困境，但如果着眼点是创作本身，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和自主的状态。因外部的环境条件而不断地改变自己，以为这样做是突破困局，结果只会失去自我。”董启章说，自己从一开始就知道文学是多么孤独的一回事，所以就比较不会出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从来没有幻象，也因此不存在幻灭。”

    金庸不完全代表香港文学

    在一向被人视作文化沙漠的港岛，董启章绝对是一个异数。大部分人提起香港文学，首先会想起的是金庸、倪匡、亦舒、张小娴、李碧华，他们被看作是香港文学的代表。但是，董启章心目中的香港文学却完全不是这一路：“我所说的香港纯文学，与金庸、倪匡的文学不一样。我觉得他们不能完全代表香港文学，他们的写作代表一种类型，有文化价值，也有技巧上好的地方，但是与我所理解的文学的东西不同。我自己观念中的香港文学，不是商业的，是站在商业以外，有一种不同的角度。”

    董启章认为，香港有一条纯文学的线索。早在1920年代，香港文学就出现了。“我认识香港文学的起点已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比如刘以鬯老师的《酒徒》、《对倒》。其实香港文学在报纸副刊一直处于打游击的状态，香港文学的副刊上大多是主流的商业化文章，但是刘以鬯等人在主编副刊的过程中，会插入纯文学的文章，提携一些年轻的纯文学作家。”

    最窘迫时身上只有100元

    这几年，董启章陆续完成了“自然史三部曲”的写作，第一部是《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第二部是《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第三部是《物种源始·贝贝重生》，又名《学习年代》，这三部作品已全部在内地出版。

    董启章是为数不多的坚守纯文学路线的香港作家，然而他的生活始终清贫着，其好友梁文道曾爆料，“他最窘迫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一百元钱”。

    梁文道把董启章称作是“香港最重要的中生代作家”。为此，他一直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大众推广董启章的创作，在书展上，梁文道还随身带着董的新书，不忘为其叫卖。

    2006年，香港浸会大学颁发了首届“红楼梦奖”，这是整个华文世界里奖金最高的一座文学奖，颁给最杰出的华文长篇小说。香港入围的作品就只有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以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为首的评审团认为董的小说：“是一部构思绝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间关系来构筑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分又匠心独运地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他得到了一个评审团特别奖。

    可是董启章没能拿到大奖和最重要的30万港币的奖金，那笔钱最后给了贾平凹。梁文道也很失望，他觉得从“劫富济贫”的角度，显然董比贾更需要这笔钱:“贾平凹一本书的稿费和版税加起来恐怕就不只这个数，更何况他的书法也是值钱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饭馆、商号盼着他题字呢。”董启章听了不免感叹：“唉！要是有三十万，够我用几年了。”

    全职作家的无业生活

    梁文道曾为董启章算过这样一笔账，以此估算他的年度收入。以《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为例，因为香港已没有出版社愿出长篇小说，该书是在台湾出版的，所以版税还算不错，每本收取十元港币；又由于它卖了五千本左右，这样，董启章那一年大概可以拿到5万元港币。而在香港地区，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就是每个月1万元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