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在上海问世，当然离不开上海学人的大力相助。因了复旦哲学系李天纲教授的推荐和帮助，复旦大学的学者对刚萌芽的《文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哲学系张庆熊教授的“不要拿人类去孤注一掷”、汪堂家教授的“技术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孙向晨教授的“一位哲学家的政治生涯”、“一位现象学家的解经生涯”、历史系周振鹤教授的“罗马翻书记”“读《帝国的回忆》”、外文系谈瀛洲教授的“未满足欲望祭坛上的火”、“萨特金笔下的老上海记忆”等等文章，内容精湛，文字典雅，堪称名文佳作；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系主任卫茂平教授，复旦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朱静教授，虽然素不相识，可是在编者冒昧的电话约稿下，都允诺支持《文景》，当编者收到他们那见解新颖、字字珠玑的文章时，那喜出望外、先读为快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时任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教授的关于科学史的文章，传诵一时；还有他的得意门生，交大科学史年轻教授钮卫星为《文景》撰写的“马丁瑞斯：从‘六个数’到我们的最后时刻”、“无限空间之王霍金”、“宇宙就是一台电脑吗”等等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可谓科学史研究上的一流文章。

    回顾《文景》的问世，编者还要特别地感谢青年编辑刘广汉和上海青年文化评论家刘苇，他们参加了《文景》最初的草创工作，为这本新问世的杂志贡献了他们的创意和才智。刘苇是上海很有名气的青年评论家，对法国文学和电影颇有研究，不仅自己写诗、写散文，而且在上海文化圈里朋友众多，人脉深厚。在他的推荐和邀请下，刚从美国归来的戏剧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上海的著名学者张文江教授、上海的著名文化评论家吴亮主编、上海的法国文化研究大家马振骋教授、还有他的诗人朋友，如医科大学刘漫流教授、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杨小滨教授，成了最初两年《文景》的主要作者。

    正是在京、沪两地学者的鼎力相助下，在诸位资深和年轻编辑的努力下，《文景》在2002年春天问世。《文景》的出现，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和欢迎。那两年，编者常常收到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对《文景》鼓励有加，有读者，别具慧眼，从《文景》中读出了《文景》和《读书》的内在联系：“我之所以给你们写信，不是为了投稿，而只是为了一份怀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还在大学时，有一本叫《读书》的杂志伴随着我们，以至毕业后，我还订它。最近《文景》让我找回点以前《读书》的感觉，虽然不尽相同……我是最近在火车行第一次看到这本杂志……我认真翻了一遍，几乎看了每个栏目的文章，我找回一些纯净、从容和真实的感觉。”另一位北京读者的来信，堪称《文景》知音：“《文景》云集了赵一凡、陈家琪、郭宏安、张汝伦、江晓原、汪丁丁、马振骋、韦森、吴亮等一批公认的高手，行文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又如促膝谈心不假雕琢。赵一凡连载的《后现代史话》是将半生学问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龙泉宝剑可以束腰；而吴亮的随笔小品，则是充满了智慧与灵性；陈家琪的冷峻锋利一如他仿佛永远紧锁的眉头，而谁也猜不透韦森的锦囊里到底从国外带回来了多少宝贝。《文景》也有不少年轻的作者，却并无轻狂浮躁或是故作老成一类的毛病，也是气象清肃。”最后，这位读者引用两句对联，仿佛是为用上海书店出版社书号出版的十二本《文景》作了小结：“神以知来，智以藏往，推敲经典而无迂腐穿凿之病，关注当下而有洗心荡气之致，正应了那副由《兰亭集序》改写的对联；‘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2003年底，《文景》有了正式刊号，2004年7月，《文景》正式创刊，《文景》杂志总编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教授在“发刊词”中特别地写道，“一切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正是在这一宗旨指导下，世纪出版集团把一个宝贵的刊号资源给了《文景》，数年来在资金上连续不断投入。感谢陈昕总裁，是他的决策和支持，使《文景》从无到有，坚持到今天；是他的宽容与理解，给编者数年来在《文景》的选题和版式方面的各种尝试给予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文景》秉承《读书》八十年代的编辑方法，陆续开设了若干专栏，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好评的是上海著名学者张文江先生的“书斋中来”，是首都经贸大学英语系程虹教授的“重读自然”，是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的“历史记忆”，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谢天振教授的“海上译谭”，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史志康教授的“优雅英语”，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的“听风阁札记”，是《上海美术》的主编、美术评论家、著名画展策展人龚云表先生的“封面解读”。感谢这些专栏作者们，写专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既要学术积淀深厚，有真知灼见，又要文字精湛，自成风格，更要有不同寻常的勤奋和毅力，方可每月一篇，持之以恒。特别感谢龚云表先生，自2007年以来，每月为《文景》读者介绍一位画家，他对当今画坛各位大家了如指掌，对各种美术流派如数家珍，他目光如炬，精挑细选，每期给了《文景》读者多少赏心悦目的惊喜，多少视觉艺术的“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