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那八十年代的共同记忆，感谢那批当年在《读书》上星光闪烁的优秀学人的人文情怀，因了他们的鼎力相助，热情支持，无私奉献，才有了《文景》的闪亮问世。翻看2002年、2003年用书号出版的《文景》，那上面真的是大家林立，高手如云，《读书》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一出现在用书号出版的《文景》上：曾在《读书》上撰写“哈佛读书札记”的哈佛大学博士、曾任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的赵一凡，在《文景》上谈文论艺，“后现代史话”系列文章惊世绝俗；在《读书》上撰写“巴黎读书札记”的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时任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的李培林在《文景》上探讨“农民的理性”，犀利深刻，理论分析和实证经验具备；当年《读书》的重要作者、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时任巴黎第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欧论坛创始人，有“中欧文化摆渡人”之誉的陈彦，在《文景》上撰写“殖民历史与集体记忆”、“布迪厄，使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家”、“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焦虑与紧张”，为《文景》访谈法国著名思想家莫兰，探讨“世界走向，复杂思维和人的自我认识”，充满国际视野与历史洞见；八十、九十年代活跃在《读书》上的一批青年经济学家，那时已是学富五车，名满京华的大家，在编者当年朋友和编者的诚恳约请下，给《文景》寄来他们的精心之作：张宇燕教授的“顶尖经济学家的心路历程”、“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李风圣教授的“富国与发展之道”，王跃生教授的“这一代经济学人的责任”、“国家与市场”、汪丁丁教授的“詹姆斯的宇宙世界”、“流萤穿过空庭”，梁小民教授的“经济学就是致富之术吗”、党国英教授的“道德与理性的算计”、陈彩虹行长的“作为世俗之神的金钱”等等文章，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现实的关怀，在在体现了经济学家的睿智和敏锐；当年为《读书》撰写美术理论文章、八十年代北京美术新潮的领袖人物、中国第一届当代美术大展策展人，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高名潞，时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授，特别为《文景》撰写“词语与形象，一个不只是关于艺术史的话题”，历经十年海外取经，一出手就是不同凡响；还有周彦，当年是中央美院的青年教师，八十年代北京美术新潮的风云人物，时在美国读艺术史博士，很久不写中文文章了，应编者之约，特别为《文景》寄来了他的中文大作；八十年代在《读书》上写“西方文论”的哈佛大学博士张隆溪，时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授，早已是著作等身的国际知名学者，在《文景》上谈王元化，忆钱钟书，论“东西方跨文化理解问题”，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令人叹为观止；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是《读书》读者耳熟能详的学者，在罗尔斯逝世之际 ，应编者之特约，在那个多雪的冬天，为《文景》撰写了“罗尔斯与其正义理想”，文情并茂，议论精湛；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在“非典”时期路上行人稀少之时，特别地去图书馆查资料，“童心：回归的愉悦”、“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等专为《文景》撰写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殷叙彝先生、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先生、社科院世界所研究员闻一先生，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先生、外文所研究员郭宏安先生、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纪坡民，都是成名多年、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大家，赐稿《文景》，使编者诚惶诚恐，喜出望外，至今感怀在心；在八十年代因为《读书》写稿而认识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在《文景》上继续着他对德国哲学的思考；曾在《读书》写“远眺巴黎”专栏的法国文学大家吴岳添为《文景》继续着对法国文学的远望；八十年代在北京创建建筑文化沙龙、在《读书》上开建筑文化批评先河、时任《建筑评论》主编、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的顾孟潮，为《文景》写来了他关于建筑文化的新思考；八十年代在成都结识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时为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的陈家琪，在《文景》上继续着他在“形而上学的巴别塔”里的沉思。

    依然是八十年代结识的朋友，当年北京建筑沙龙的召集人之一、建筑新潮理论中坚、《建筑师》杂志主编王明贤，在到上海参加美术双年展之时，带着一批建筑界的青年才俊来到上海书店，畅谈着建筑、艺术和文化。在他的推荐下，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教师董豫赣、同济大学的建筑学博士李翔宁，为《文景》写下了他们最新的关于建筑的思考和论述。

    依然和八十年代有关。人民出版社东方编辑室主任、京城出版界最著名编辑刘丽华，艺术文化修养深厚，品味高雅，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化艺术精品书籍，被誉为“几十年只出好书，不出不好的书”，是编者八十年代同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工作时结识的同道，为了即将问世的《文景》，将她麾下最优秀最杰出的青年才俊，一一推荐给编者：云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美术评论家李森，鲁迅研究专家孙郁，音乐评论家曹利群，评论家止庵，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汪剑钊，诗人宋迪、车前子、贾晓伟、树才、周江林等等，他们那飞扬的才思，灵动的文字，为《文景》带来了年轻的、诗意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