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发表此篇文章后不久，邵洵美在1933年8月出版《十日谈》（章克标主编），并在第一期发表长文《究竟有没有蓝衣党》（署名“郭明”）。他以串连故事的方式，夹叙夹议“谣传”中的国民党内部的秘密组织“蓝衣党”（又称“蓝衣社”），笔锋直指国民党当局，并以反话的讥讽巧妙结束：
　　假如我所列的政治的程序是对的，那么，中国的法西斯蒂是否为同样的政治势力所促成的呢？……那么，所谓蓝衣党者，不过是帮助某一党派扩张势力的一种恐怖的工具而已。扩张势力不以政治的成绩取信于人，而用阴秘的手段来威吓成奸，实是自杀的政策。我们的国民党是决不会如此愚笨与野蛮。因此我的结论是蓝衣党是绝对不必需的，同时也可以推定蓝衣党是决不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出现。
　　“郭明”的讲叙与议论，立即招致打压。第一期《十日谈》在河南、广东等地被查禁，出至第三十九期终被罚停刊（后又复刊）。后来，邵洵美所出版的《人言》周刊，也遇到类似的打压与挫折。于是，在《言论自由与文化统制》一文中，邵洵美在表达言论自由的诉求的同时，不得不流露出历史语境中的无奈：
　　我们这般私人集资、出版刊物者，本无任何不法之背景，目的只在说几句真心话，我们也希望政府能一天天走上正轨；我们不怕审查，只怕有莫名其妙的制裁。
　　无奈却不变初衷，时论家的邵洵美就这样发表了长达二十年的“时代讲话”。
　　
七
    其实，时论写作不仅重在锐气，也需要一定的敏感与预见，而预感与预见，则有赖于广博学识和敏于思考。所谓一叶知秋，应是对时论家能否出色的一个考验。《时代讲话》呈现出来的邵洵美，恰好证明了他具有这一能力。
　　1934年10月9日，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遇刺身亡，震惊世界。陶尔斐斯虽然也实行法西斯统治，但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遂被有德国支持背景的势力暗杀。这一刺杀事件，立即引发欧洲局势的动荡。邵洵美关注此事，但目光所及却是中国局势自身。他以“郭明”笔名在《人言》周刊刊文《中国应有准备》，其中写道：
　　奥地利总理被刺，德意军队均开发奥国边境整装待发，一般舆论家咸谓第二次大战又将因奥国而蔓延全世界了。
　　……不过，无论德国是否欲再蹈1914年之覆辙，世界的局势已一天天紧张了，欧洲各国势必群相秣马厉兵，而对于远东问题暂时放弃不管；假使日本乘此时机，出而争东亚之霸权，中国其惟束手待毙。
　　所以奥国政变我们一方面虽当时刻侦察欧美的动静，以定进退，而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加紧准备以防万一；否则奥国的政变并未使欧洲和平破坏，却给日本以骚扰东方的机会：门外看热闹，家中强盗抢，幸国人勿留心了人家而忘记了自己。
　　两年多之后，“七七事变”爆发，邵洵美忧虑中的预见，不幸被证实。
　　凡关注现实并热衷于发表时论的人，必然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目光所及，既有自己身边每时每刻的现实世界，又有穿越时空之后未来的场景，在他们那里，两者不可分割。评说时政，实际上也就为后人留存了历史。显然，邵洵美十分清楚这一关系。邵绡红女士回忆说，父亲在晚年曾对自己作品的价值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反映了某些人的思想。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资料参考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所言极是。
　　正因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当抗战刚刚获得胜利时，邵洵美便立即发表时评，以《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这一明确的标题，呼吁国人勿只顾欢呼胜利，而忘记对战史的整理。他将与同胞所亲历的抗日战争，放在中国漫长历史背景和世界范畴来考察，突出其重要性，强调撰写这一战史的紧迫性。
　　他这样说：以抗战的时代性而言，我们的“抗”，抗之能持久，抗的区域之广，不输给当今任何国家。以抗战的永恒的可宝贵性而言，前有晋人，宋人，明人的南渡，都未能北返，而我们于不十年间，河山还我，风景不殊，似亦可较历朝历代为无愧。明乎此，吾人实无理由觉得沮丧。哀莫大于心死；不知认识战争的，莫谈建设和平；所以我们要呼喊“写定战史”，而且要赶快地写定。……二十五史之对于我们，撤开它永恒的文学价值不谈，只是史料，只是死的史。新的，活的史呢，为现代人所能懂得，适合于现代人意识形态的史，似乎犹待写定。
　　时隔六十多年，邵洵美在《时代讲话》中发出的这一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是那么清晰、有力。读这番话，不由让人顿生感慨。时至今日，抗战史的“写定”远没有完成，但是，今人的诸多努力，如史学家杨天石、袁伟时、杨奎松等人孜孜不倦于历史梳理，如新闻人崔永元等同仁以“我的抗战”系列致力于汇集抗战幸存者的口述实录，如作家张正隆等以纪实文学打捞抗战传奇……无不是在履行着各自的历史使命，在朝着“写定”的目标前行。不妨说，今人所做的这些，其实都与邵洵美1945年发出的呼吁遥相呼应。
　　具有历史感的人，彼此的心永远相通。
　　当年撰写时论的邵洵美，预想过他与今天的人们，还能有这样一种历史衔接吗？
　　（邵洵美《时代讲话》将由上海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