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真好。邵洵美当年撰写时论时，不知自己是否意识到，当后人如我者，重新阅读这些时论时油然而生的一番感慨：他所议论的现实已成过往，而他的笔留存了历史。如他上面所论，这历史，既是随时间编年而记录下的时政的演变脉络，更是一个作者与现实的心理对应关系，两相映衬，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状态。从这一角度来说，《时代讲话》既是历史读本，也是颇具个人化的读本。 

    长达二十年的“时代讲话” 

    一位时论家之所以关注现实，就在于有热情有担当，在与当政者的对应关系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尽量用自己独有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所谓时论，无论内政或者外交，都在审视、议论范畴，没有这些内容，恐怕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时论。写作时论的邵洵美，涉猎广泛，论题或深或浅，均与国内外大事相关。对于他，在时局动荡不宁的日子里，重要的不是议论是否全面、深刻或者激烈尖锐，而在于个人能否拥有一种自我言说的权利。他在《爱国不是投机，爱国不是反动》中，以非同寻常的激动，明确表达每个人都有诉求爱国、谈论国事的权利： 

    在一本文学刊物上，我读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说：“目前的报章杂志里，充满了爱国的热烈的文字，这里面一定有许多投机分子，乘机来讨好读者。”这一位编者又说：“这种投机分子，不配写爱国的文字。” 

    …… 

    “绝对言论自由”的奢望，我们也早已几乎放弃了：奸淫盗贼，我们已不大敢斥骂；卑鄙龌龊，我们已不大敢指摘。但是最低限度的“爱国”是非讲不可的。指导言论当然是当局的责任，但是摧残言论乃是当局的过失。…… 

    （《爱国不是投机，爱国不是反动》） 

    就在发表此篇文章后不久，邵洵美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十日谈》（章克标主编），并在第一期发表长文《究竟有没有蓝衣党》（署名“郭明”）。他以串连故事的方式，夹叙夹议“谣传”中的国民党内部的秘密组织“蓝衣党”（史称“蓝衣社”），笔锋直指国民党当局，并以反话的讥讽巧妙结束： 

    假如我所列的政治的程序是对的，那么，中国的法西斯蒂是否为同样的政治势力所促成的呢？……那么，所谓蓝衣党者，不过是帮助某一党派扩张势力的一种恐怖的工具而已。扩张势力不以政治的成绩取信于人，而用阴秘的手段来威吓成奸，实是自杀的政策。我们的国民党是决不会如此愚笨与野蛮。因此我的结论是蓝衣党是绝对不必需的，同时也可以推定蓝衣党是决不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出现。

    （《究竟有没有蓝衣党》） 

    “郭明”的讲叙与议论，立即招致打压。第一期《十日谈》在河南、广东等地被查禁，出至第三十九期终被罚停刊（后又复刊）。后来，邵洵美所出版的《人言》周刊，也遇到类似的打压与挫折。于是，在《言论自由与文化统制》一文中，邵洵美在表达言论自由的诉求的同时，不得不流露出历史语境中的无奈： 

    我们这般私人集资、出版刊物者，本无任何不法之背景，目的只在说几句真心话，我们也希望政府能一天天走上正轨；我们不怕审查，只怕有莫名其妙的制裁。

    （《言论自由与文化统制》） 

    无奈却不变初衷，时论家邵洵美就这样发表了长达二十年的“时代讲话”。 

    六十多年前即呼吁“写定战史” 

    其实，时论写作不仅重在锐气，也需要一定的敏感与预见，而预感与预见，则有赖于广博学识和敏于思考。所谓一叶知秋，应是对时论家能否出色的一个考验。《时代讲话》呈现出来的邵洵美，恰好证明了他具有这一能力。 

    凡关注现实并热衷于发表时论的人，必然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目光所及，既有自己身边每时每刻的现实世界，又有穿越时空之后未来的场景，在他们那里，两者不可分割。换句话说，评说时政的同时，也就为后人留存了历史。对这一点，邵洵美十分清楚。邵绡红女士回忆说，父亲在晚年曾对自己作品的价值，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反映了某些人的思想。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资料参考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所言极是。 

    正因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当抗战刚刚获得胜利时，邵洵美便立即发表时评，以《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这一明确的标题，呼吁国人勿只顾欢呼胜利，而忘记对战史的整理。他将与同胞所亲历的抗日战争，放在中国漫长历史背景和世界范畴来考察，突出其重要性，突出撰写这一战史的紧迫性。他写道： 

    虽然，以抗战的时代性而言，我们的“抗”，抗之能持久，抗的区域之广，不输给当今任何国家。以抗战的永恒的可宝贵性而言，前有晋人，宋人，明人的南渡，都未能北返，而我们于不十年间，河山还我，风景不殊，似亦可较历朝历代为无愧。明乎此，吾人实无理由觉得沮丧。哀莫大于心死；不知认识战争的，莫谈建设和平；所以我们要呼喊“写定战史”，而且要赶快地写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