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在新书《相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有一回和当时的政商巨子贝卢斯科尼发生激烈冲突，原因是他反对贝氏让电视广告打断影片的做法。两人都不肯让步，结果终究还是费里尼输了。昆德拉认为这种冲突昭示了这样一层深意：作为艺术的影片与作为让人变笨的行动者的影片之间的一次直接交锋。作为艺术的影片毫无悬念地败阵了。这是一个显著的时间点，“费里尼的欧洲被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欧洲背离了”。因此当电影诞生百年而众人争相庆祝，昆德拉毫不客气地声明：“电影百年？没错。可这不是我的庆典”！
　　就像是为费里尼抱不平那样，《相遇》好比是昆德拉留给自己人生的一册私人名录，“和我的思考以及回忆相遇；和我的旧主题还有我的旧爱相遇”。从弗朗西斯·培根、富恩特斯到勋伯格、法朗士，他不断地谈起另一位艺术家，而谈的其实始终是自己，时而直接，时而拐弯抹角。他选择与他的同道在纸面“相遇”，这既是美学的相遇，也是几个时代的相遇。但始终清晰无疑的是他独特的美学“判准”。昆德拉不是理论家，这个头衔亦非对他的好称呼，他自己更早已明言“理论的世界非我所属”。一份无比珍罕的实践者的反思，一个讲故事的人特有的敏感、锐利与多情，令他的文学随笔与评论跳出理论的束缚、流行话语的勾搭献媚以及那些即便许多名家亦难弃绝的逢场作戏与见风使舵。
　　而与心爱的人和美学观的“相遇”，最终其实是为了与“我”相遇。“我”并非自然可遇的，事实上，“我”恰恰最易被遮蔽。文学和艺术也许有千百样用处，但它最重要的是时时处处让人警觉“我”的迷失，“我”的被遮蔽。
　　昆德拉认为“小说，是与现代一同诞生的”，人作为个体立足于欧洲的舞台，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小说。欧洲人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模样，小说居功至伟。欧洲小说最大的功绩在于“将个体隔离，阐明个体的生平、想法、感觉，将之变成无可替代”，由此，我们才看得到一个个鲜活的“人”。小说家感兴趣的永远是具体的人，人的迷思、欲望、纠结、悲喜、无奈。同时，昆德拉更是以培根的肖像画逼问我们：“一个个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自己？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整本书似乎都在质问人们，“我”不再是“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昆德拉曾指出“欢笑”和“遗忘”是他创作中重要的两大主题。前者植根于幽默感，以此对抗嘲讽外部的极权政令；后者则来源于人对自我消亡的恐惧，而所谓的自我消亡即是过去的消亡，记忆的消亡。个人与集体，一旦失去了对过去的意识，也就永远失去了自身。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价值被无限放大同时也最为贬值。人变得对人本身都失去了好奇心，当一切失去了神秘感，失去了魅力，甚至失去了禁忌，人所能得到的其实只是庸常。历史的加速前进必然导致个人的巨大深刻的改变，人在这种情境中害怕孤独、害怕与众不同、害怕探触自己的内心。人被勒令或主动放弃与“我”相遇。而文学和艺术就是要以“突兀爆裂的手势”撕开内心和世界的帷幕，让这个人和那个人有所不同，让这张脸和那张脸不至于毫无差异。
　　年老的歌德喃喃自语，“年轻时，有人伴你你就强，年老时，越是孤独你越强”。昆德拉曾称赏晚年没有弟子、没有从者的贝多芬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我不知80岁的昆德拉晚境如何，从者又有几多，但时代已不完全是他的那个时代了，昆德拉的大名究竟是作为一种实有的文学现象而存在，还是仅仅是一块拿得出手的文学招牌？不过能够确信的是，经由文学而“和我的思考以及回忆相遇，和我的旧主题还有我的旧爱相遇”的昆德拉，80年来从未失去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