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老不仅亲自参加世界语活动，而且先后担负了国际和国内一些世界语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对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和世界语活动的成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9年12月15日，北京国际俱乐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世界语之友会、北京世界语协会等十六家单位联合举行柴门霍夫博士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会。其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单位都是柴老出面邀请的，使得纪念大会规格大大提高，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在当晚进行了新闻报道。 
    1999年8月17日，第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桂林开幕。协会特别请柴老出席开幕式，以保证大会顺利召开。其实，那时柴老正在开会，他那几天的日程已经有了别的安排，但出于对世界语运动的关心，八十三岁高龄的柴老还是决定改变安排，参加世界语大会。日程的安排十分紧凑：16日晚，柴老到桂林，17日上午开幕式一结束，柴老就又乘飞机返回北京，出席下午在北京的另外的会议。在筹备2004年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中，柴老同样尽心尽力，在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担任大会筹委会名誉主席并出席大会开幕式和联系外交部领导接见国际世协主席、副主席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柴老对于世界语运动的支持与奉献是始终如一的，这完全是出于他对世界语的期望，就像他为2005年9月第六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题词一样：“让世界语为构建和平友爱进步和谐的社会服务！” 

    老而弥坚 一生清廉 

    柴老在海外工作了二十二年，却很少为自己的子女、家庭操心。离休后，仍欣然为国际公关协会、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老区建设促进会等一些社会组织效力。他在美任职期间，曾对自己的子女们说：除非国家外派，我不会为你们找关系到美国来，你们想来只能凭自己的本事，不能凭我的关系。至今，他的五个孩子除一个在国内外企工作被派出国临时工作外，其余都在国内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五个孩子个个奋发努力，没有一个依靠父亲的名望和权力在求学和就业上为自己谋得利益；他们有的参军留在部队，有的转业后到地方工作，也有的毕业后直接参加了社会工作，五个子女中却没有一个从事外交工作。当我们问他是否为此会多少有些遗憾的时候，柴老欣慰地说：“他们自力更生是好现象，是好的典范，我不遗憾！” 
    柴老在国外银行没有账号，没有一分钱存款，贵重的礼品都如数上缴，从这两点之中，已可鉴其清正廉洁之风。当时，美国物价上涨，使馆的同志们提出伙食费也应上升。柴大使说：“现在我们的生活相比国内已经很好了，伙食费不必提高了，为国家节省点费用吧！”大家也能谅解大使的用心。 
    环视柴老家的客厅，这里没有豪华的陈设，没有精美的装修，除了书籍、照片和各种资料以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他的饮食起居也同普通市民一样，即使在国外工作期间，他也没有心安理得地享受小灶待遇，而是与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他说，最怕的就是那些繁琐的宴请，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还是喜欢家乡的粗茶淡饭。那一桌的文房四宝和大量书报，足以让他身心愉悦。他从小就酷爱读书报。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有暇便去逛书店。本来他也喜欢书法，但因每天很忙，排不出时间练字，他认为这是件憾事。 
    凡接触过柴老的人都会用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形容他，同去柴老家采访的原全国世协副会长、世界语之友会秘书长邹国相问柴老：“您长时间担任外交官，而且不是一般的外交官，是大使，但您说话却没有官腔，也不摆官架子，您是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您的这种作风是怎样形成的？”面对提问，柴老笑笑，谦虚地说：“我没有做过官，一直做群众工作。抗战时期，我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是人民群众的部队，我做的工作始终离不开人民……”柴泽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的教育和个人的经历无疑对于他的一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善待兄弟姐妹，善待战友同事”，这些对于日后柴泽民平实朴素、平易近人性格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参加革命以后，在部队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在告诫着他，要做一名好的军人。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做人民的勤务员。”抗战期间，柴泽民曾经担任过中共闻喜县委组织部部长、晋豫区条西地委书记，无论在哪个岗位，他始终视自己为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在30年代，他在部队当政委的时候，连队里有个小兵是他的老乡，小兵觉得在连队里太苦了，所以找到他，提出要给他当勤务员。考虑到当时确实需要一名勤务员，所以柴泽民就把那名小战士留在了身边。可是没过多久，小战士就抱怨地跟他说：“以为跟着你能吃香喝辣地享福呢，怎么整天都跟你吃面呢？”讲到这里，柴老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