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笔者又一次登门拜访我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老人。柴老平时已经谢绝会客了，他年纪大了。我和他是老乡，我说要去看他，还不致于把我拒之门外。
    他虽已年届九旬，但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思维敏捷，步履稳健，一点也不像九十高龄的老人。交谈起来，他平易随和，一点名人的架子也没有。还好他的记忆力尚可，回首六十多年的往事，时间、地点、主要情节都描述得比较清晰，仿佛历历在目。柴老的革命生涯，从战争岁月的风口浪尖，到国际舞台的波谲云诡；从十七岁(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到太岳区第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再到建国后任北京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从四十四岁(1960年)步入外交领域，先后出任我国驻匈牙利、几内亚、埃及、泰国和美国大使，到1974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和1982年底从美国卸任回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采、波澜壮阔。

    创造新中国同泰国外交史上的辉煌

    作为一位大使，在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处理好国际事务，增进了解，广交朋友，沟通感情，促进友好，除了靠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之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外交官自身的政策水平、工作经验、人格魅力和公关能力。
    50年代初，党中央成立了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柴泽民当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任北京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这使他有机会很早就参加中央和北京市的一些外事活动，见识了接待外国首脑的一些场面。
    柴泽民身材魁梧，语言朴实且不乏幽默，稳健中透出机智。在任驻外大使期间，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发展与驻在国人民的友谊放在重要位置，在同所在国政要交往中折冲樽俎，不辱使命，即使开始“坐冷板凳”，也能扭转局势，逐步打开局面。
    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次年柴泽民出任我国首任驻泰大使。1976年10月泰国发生了一次政变。政变后上台的新政府，镇压国内一切进步力量。当时泰国的八家华文报刊，被查封了七家，只保留一家台湾办的报纸。新政府口口声声要发展同台湾当局的关系，给了柴泽民大使一条“冷板凳”。当时有许多谣言：说中国大使在政变时被吓跑了！而泰国朝野中同中国友好的人士，都十分关心泰中关系的变化，使馆时常接到电话问：“柴大使还在泰国吗？”使馆人员回话说：“柴大使一直在使馆呀。”对方说：“那就好，那就好。”柴泽民从这些电话里揣摩出泰国华侨、华裔和泰国同中国友好的人士都担心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觉得应当到他们中间去亮相沟通，好让他们放心。于是，他让司机把国旗挂在汽车上，冒着危险，把车开进曼谷最繁华的市区，存心“招摇过市”一番。汽车驶入耀华里，他干脆弃车步行，逛商店、问货价，同侨胞、华裔打招呼问好。此番“现身说法”非常灵，在大街上目睹了中国大使风采、在商店里同中国大使聊过天的人，把中国大使活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问“大使在不在”的电话也随之逐渐消失。他还通过好朋友、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他威上将邀请中国足球队、篮球队访泰，并请泰国警察总监蒙猜上将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和羽毛球队访泰。一时曼谷中国人乘汽车来往频繁，报纸上刊登中泰球队比赛不断，两国关系变得活跃起来。泰方还邀请中国文化艺术团等到泰国表演，一些担心中泰关系破裂的人顾虑慢慢消失了。柴大使就是以他的那种平易亲和的作风，赢得了驻在国人民的信任，从而也打开了大使的工作局面。柴大使认为这还不够，泰国国王和军队在人民中影响很大，必须开展王室和军队的工作，于是通过各种关系拜访了王太后诗纳卡琳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江萨，为中泰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道路。 
    一次，一个中国文化艺术团访泰，柴大使提出给王太后演出一场，王太后欢迎在她的王宫中表演，并请了王亲贵族及华人领袖百余人出席。演出后还举行了招待会。这次活动轰动了泰国，所有曼谷报纸都作了报道。 
    在一次招待会上，与柴泽民相熟的《曼谷邮报》的总编辑，主动介绍他与泰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江萨将军相识。交谈之中，江萨流露出对印度支那、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关注，也想了解中国对这一地区形势的看法。柴泽民不失时机地分析了这一地区乃至世界的形势，也谈到了中泰关系的重要意义。柴泽民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中泰应持之共同立场，江萨颇感兴趣，特别是坦诚告之中国与泰共的关系，使江萨久存心中的疑虑随之冰消。已很久不登柴大使活动消息的媒体记者，看见江萨同柴大使谈得那么起劲，都围了过来，你摄影，他记录，第二天曼谷所有大报都在主要版面登载了他们交谈的照片和谈话。几天以后，江萨请柴泽民到家中做客，柴大使如邀前来。这天，不仅江萨的夫人、儿子出来相迎，座上还有江萨请来的泰国外长、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江萨像招待老朋友那样对柴大使说：大使先生，请把咱们前几天谈话的内容，再给我们这几位部长讲讲，我去厨房做菜招待各位。柴大使便同几位部长畅谈起来。此后，每过个把月，江萨就请柴泽民去他家畅谈一次，江萨一家同柴泽民夫妇也成了常相往来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