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初，北京正当炎夏时节，我开始着手编写本书，为此专门去报房胡同访问柴泽民大使。老人已九十岁的高龄，他原本高大的身材仍不减当年的气度和机敏，待人仍热情可亲，思维仍敏捷，动作也还利索。因天气太热，他还坚持自己动手为笔者打开电扇，随后慢慢地坐在沙发上，有条不紊地对过去的事如数家珍似地谈了起来。然而他毕竟已年届耄耋了，听力有点不太好，得戴上助听器才能和人交谈。那天他向笔者讲了过去的三件难忘的事，说就是因为这三件事，使他的记忆力有些不如过去了： 
    第一件事是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外交部老部(即外交部街30号)参加运动。有一天中午，他骑自行车回家，车刚骑到街口，突然有一辆大卡车急刹车停住，柴老来不及躲闪，撞在了大卡车的车轮上。当时，自行车被撞坏了，他的头也被撞开了一个口子，可他没有去医院，就急忙扛着破自行车赶回家，洗了洗伤口，抹了点药水，下午就又去上班了。 
    第二件事是1973年10月他在埃及任大使时，埃及外交部组织四十多位各国大使去“十月战争”后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阵地参观。当汽车快到运河时，大客车突然侧翻，倒在沟里的大石头上。车被摔坏了，很多大使受伤，有的还断了几根肋骨。当时，柴老被摔倒在行李架上，阿尔巴尼亚大使压在了柴老的身上，使他连气也喘不过来。柴老被人扶起来后，强忍着疼痛回到住所，已不能动弹。但也没去医院，只检查有无骨折，在住所向工作人员要了一瓶云南白药，大家说喝一瓶不行，起码要喝三、五瓶。柴老说，喝一瓶就够了，在国外缺医少药的，剩下的留给别人用吧。 
    第三件事是1984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时组织视察团到敦煌视察，途中遇到一辆大卡车飞速冲过来，由于速度太快，一下就把政协的客车给挑起来摔坏了。这时柴老在车里睡着了，不知道撞车就昏过去了，直到把他送到医院才醒来。随后医生替他把伤口缝好，上了绷带。他在当地住了三天医院后，全国政协向军委要了一架小飞机把他接回北京。医生要他至少休养三个月，他只住了一个月就要求出院上班，投入紧张的工作了。 
    讲完这些之后，柴老还高兴地说：“三次车祸，当时没给我造成任何残疾，还能让我又很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这真是我的福气。” 
    柴老真是一位乐观而意志坚强的老人。 
    现在，我根据老人的讲述和在查证引用一些资料的基础上，终于整理编写完成了这部书稿。 

                                                         张国强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