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藏》早已散佚，现存世者仅有十一卷（其中四卷在日本），黑水城文献中未发现《开宝藏》原卷，说明西夏所得，必藏于其都兴庆府。夏国求取汉文佛藏，不仅为持修研读，也是为翻刻、翻译、流通准备底本。黑水城文献中的大量汉文佛典，多为西夏自刻，其中大多又出于官刻。时代较早的有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当北宋熙宁六年）陆文政施印的《心经》，大安十年（1083，当北宋元丰六年）大延寿寺刻的《华严经》等。仁宗天盛、乾佑间（当南宋孝宗时）所刻和桓宗天庆初（当南宋光宗、宁宗之际）罗皇后为超度仁宗而施印者尤多。这些品种丰富、刻印精番的佛经，是中国现存早期刻本藏经的遗珍，是汉文大藏经刊刻史上的重要环节。
    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佛教著作的来源尚不止于《开宝藏》。不少新译佛经、密宗经典及中土佛教论著为历代大藏经所未收。唐末宋初，显教经典的汉译已大体完成，汉传佛教的各个宗派的理论体系译已相继确立完善，此后汉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密宗典籍方面。其底本来源，既有梵文本，也有藏文本。有关这些经典的传播过程，包括与梵文本、藏文本的源流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比较清晰的梳理。西夏王朝占领河西，控制回鹘、土蕃，具备了党项、汉、回鹘、吐蕃等多民族的译经人才与经验，在前期统治的五十余年中，成功地组织了三千五百余卷汉文佛经的翻译，时称「番大藏经」。虽然这阶段的翻译底本主要出自《开宝藏》，但系统地将大藏经从汉文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这毕竟是第一次。而且在西夏王朝后期，随着藏传佛教的流传，翻译藏文佛经的比重逐渐增大。黑水城文献的汉文佛典与数量庞大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的陆续系数刊布，必将有助于中土、西夏、吐蕃乃至西域佛教史综合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探讨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可信的资料。至于黑水城遗书中一些罕见流传的杂藏类的「中国撰述」，比如禅宗的《长□了和尚劫外录》、净土宗的《通理大师立志明心性海解脱散制律》、《镇阳洪济禅院慈觉和尚劝化文》，还有身兼华严五祖和定惠禅师的宗密所注的《清凉心要》和《华严法接观门》等等，既有宋刻本，也有西夏刻本，无论是西夏本土雕版，还是从中土传入，都可以从中窥测西夏佛教理论依持的一般倾向，因而十分引人注目。
    道家经典的□录，发端于南朝宋时，陆修静广收经戒、方药、符图等书，分为三洞结集，此乃道藏的初基。此后即与佛家经典的沉浮荣辱，彼消此长。黑水城文献中有一件雕版印本《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模仿《千佛名经》的形式，刻印了十大道家天尊图像。写本道教文献在敦煌遗书中并不罕见，刻本道经始于五代，全藏刊刻则在宋崇宁政和年间，称《万寿道藏》相关。另外，黑水城遗书中的金刻本《南华真经》、《孙真人千金方》、《六壬课秘诀》等，也为我们了解道家著作在西夏的流传，提供了一线消息。

    四 超越唐宋的版画成就

    西夏雕版书籍的版画，在美术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具备完整意义的版画，当首推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造《金刚经》卷首画。到了五代宋初、雕版印书被广泛应用，敦煌归义军曹氏、江南吴越王氏的大批版画作品问世，表明早期版画创作的成熟期已经到来。而时隔不久的西夏版画，绘刻品位之高，留存数量之多，足以填补以往所有版画史图集的空白，足以改写中国版画史的有关篇章。
    西夏雕版印书事业的发展，造成了版画艺术日益成熟的物质、技术和市场基础，形成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契机。特别是西夏政权积极汲取中原的传统文化，推动了边远和中原地区之间广泛的文化交流。比如在黑水城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中原地区刊刻的图书和版画，就是一个明证。相比之下，中原地区因为自然条件和战乱等原因，民间艺术品包括版画存世不多。在西夏时期，版画由于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艺术样式，由于发生和发展的地域条件的特殊性，由于扬弃了既有的书画和石窟壁画的传统，使之处于多重文化涵养的交接点上，也就更加凸现了其重要的地位。
    黑水城版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单幅的招贴年画，如《四美人图》、《义勇武安王图》等；二是书籍插图，其中优秀者有《华严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法华经》、《转女身经》、《清凉国师答黄帝问》等佛经卷首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