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和第六章从内部考察匪帮。他们聚集的途径，逐渐形成的领导结构，他们中间的权力集团和责任，纪律的执行，这不仅反映他们作为逃避法律的亡命者的不安全感，而且说明他们与“正直的”世界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传统家庭的深刻影响。首领和部下之间的关系不是封建的遗物，而是一种权力的相对平衡，这不仅使匪帮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机器，而且使它成为比其他许多正规的军事集团对其成员的需求负有更多责任的团体。多数匪帮形成的纪律制约不仅为了帮助匪帮长期与当局对抗，而且为了给成员提供一种身份的独特感觉。
　　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土匪活动意味着一种疲于奔命的生活，很多普通土匪的情绪反映了他们生活的困昔。同时，第六章所展示的土匪活动同时给年轻的男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满足他们在贫穷乡村的单调生活中长期压抑的需要：在他人面前显示勇敢和自信，发泄过分的能量。虽然首领和部下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大多数土匪的行为表明，他们都在寻求那种正直的世界拒绝给予的认可。然而，土匪生活是短暂的，迫使他们过上这种不稳定生活而产生的怨恨，伴随着对于未来的优虑，往往导致暴力攻击行为，尤其对于妇女。为了模糊这种冷酷的生活现实，为了确立与外部世界的区别，土匪社会形成了一套复杂的黑话，记号和手势，并与言语和行为禁忌的综合模式结合起来。
    第七章讨论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土匪的作用。行政官员，军队首领和乡绅等地方权贵，乐意与附近的土匪达成妥协，这样可以免除镇压土匪所需要的花费和危险。对土匪来说，权力的现状也意味着实现他们梦想的最安全的途径，是与某些政治庇护者妥协。通过利用与地方权贵的联系，土匪有时能对地方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他们无法完全漠视地方上的农民。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热爱与恐惧交织的基础之上，因此土匪不可能被不切实际地认为是“解放者”；同时土匪的基本需要又使他们不得疏远地方社会，因为它可以提供保护。结果就造成一种基于联合地方各派的特殊关系，没有这种关系，匪帮就不能生存。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土匪活动经历了许多变迁，正如第八章所描绘和分析的，中国社会的军事化使土匪成为强有力的武装，为野心勃勃的首领打开了发展壮大的新的大道。全盘接收匪帮加入正规军，从前的军事集团蜕变为大股的、没有纪律的匪帮，利用环境动荡所产生的新的匪帮来动摇敌手，这一切都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基本主题。土匪数量如此之大，使得所有的政客——包括外国入侵者，例如日本人——都被迫争取和拉拢他们。 其实，土匪远非别人棋盘上的走卒，在军阀时期他们是政治平衡的生死攸关的因素，已经达到不能等闲视之的程度。
　　第九章追溯土匪怎样卷入1911年到1949年的革命运动（对这类事件作了简略的一瞥），指出革命者怎样大体上继承了他们的先驱利用土匪的态度，因为他们不能忽视土匪，但是又不愿把他们当作可以随便牺牲的附属品。这样土匪对他们的反应犹如他们过去对庇护者的反应一样。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关系后面是这样的事实，土匪和革命者的产生和服从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互相猜疑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坚韧而彻底而部分得到消除，但是说到底，大多数土匪所欣赏的唯一的方法不过是个大骗局。共产党人只有在设法建立政治和军事的双重优势之后才能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土匪问题。即使到那时，像河南那样有着掠夺成性的自助传统的地区，在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土匪活动仍然是对社会不安定的自动反应。
　　第十章试图对以上材料作出一些结论。该章强调社会历史学家应该通过土匪自己的眼睛去考察土匪的活动，揭示土匪活动和边缘地区民众的态度之间的联系，在边缘地区普遍可以发现：地方权贵和农民对“法律与秩序”的不同态度；对什么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行为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土匪活动自身的性质正如前面所定义的那样，我认为纯粹的“社会土匪活动”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相反我要强调处于地方权力结构和影响之中的土匪自身的情况，在那里，他们被迫与各有关方面建立一种可行而有效的关系。
　　最后，我认为军阀时期纷扰的环境造成了整个中国，而不是个别地区的日益贫穷和不安定感，打破了传统的“中心”和“边缘”地区的划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城墙外面的广大农村都是边缘地区。由这种变化而产生的土匪，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曾经找地方权贵结盟以确保生存，现在他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做同样的事情，与军阀和其他政治人物建立联系，最后同共产党人和日本人挂上钩。这种发展确实可以说，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土匪的世界”，这是1911年以后颇为流行的一句绝望的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