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出去”的分析
　　
　　说起来，出版“走出去”的口号已经喊了将近10年了。成绩确实不小，而且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还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首先，我们一般会把文化“走出去”的产品，划分为公益性与商业性两个门类。近些年，由于过多地强调商业化，甚至将文化产品的商业指标作为衡量出版“走出去”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种倾向使我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冷落了对于产品文化价值的研究，而偏重于对它们的商业价值的关注。其实在文化“走出去”的整体战略中，公益性更应该是核心和主流，即使在市场化的现实中，我们也丝毫不能动摇对它们的重视与支持。如果把这个门类的产品混同于一般的商业类产品，或者用商业指标来评价它们的优劣和成败，那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个门类图书的生产，他们考核的重点不在经济收益上，而在于政治影响力、文化传播和文化渗透的实现上。

　　其次，文化“走出去”的门类，也是一个需要经常强调的问题。现在许多出版商看到这方面的政策支持，看到了商机与甜头，一窝蜂地围了上来，混淆了相关的工作准则。许多低俗的、庸俗的，甚至恶俗的东西都充斥进来；还有一些伪科学或反科学的内容，也打着历史性、民俗性和实用性等口号混迹于其中。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　　

　　在出版“民进国退”的今天，大多数国营出版的优势只剩下税收的优惠政策和书号。没有这两点，国营出版的处境可想而知。在国际化的交流中，那“两点优势”更没有太大的意义。近10年来，外国版权商已经不在乎购买其版权的中国出版机构是国营还是民营了，许多时候甚至更青睐于后者。许多好书纷纷落入民营书商的囊中，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新鲜”的是，在近来“走出去”的队伍中，民营的影子也越来越多了，有商业的介入，也有公益的介入。如此下去，我们这些人怎么会不产生危机感呢？

　　我觉得，现在还应该算一笔账，那就是在“内容提供商”的意义上，国营与民营之间比较，他们提供的产品究竟是什么样的比例呢？面对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的出版社不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能迅速地调整出版战略、奋起直追，那么我们的国营出版就不单是在国内纸质书的战场上失败了，在国际化的战斗中，以及在未来电子书的战斗中，也会出现未战先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