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落幕了，它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散场那天，我心中竟然涌现出一些感伤和危机的情绪。

　　说到“感伤”，17年来，我们年复一年地在类同的盛会上，围绕着类同的主题，做着类同的事情。如今，我们的“图博会”已经由最初的默默无闻，逐渐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四大书展之一”了。可是，眼见着一些些旧人散去，一批批新人涌来，这一聚一散，怎能不让人产生一些感伤的情绪？

　　至于“危机”，回顾一届届书展的演变，再审视今天的场面，我的心底总会涌出某种“悬空”的感觉。是近些年 “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还是那些文化问题的冲击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在文化“走出去”这个结点上，我们的战略方向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许多战术操作问题，尚在探索之中。面对商业化与国际化大潮的冲击，我的“危机感”，似乎就产生在这里。

　　关于“书展个性”的思考
　　
　　有舆论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上“四大书展之一”时，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悬了起来。那“三大书展”是什么呢？是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和美国书展。作为三个发达国家的图书盛会，它们的超群之处实在太多了，把它们归于“四大书展”，我很赞成。近年来，我们的“书展”一直在学习和追随着它们的脚步。但是，说我们的书展可以与它们比肩，成为“四大书展之一”，我就感觉有些底气不足了。

　　“四大书展”的标志是什么？是参展规模，是成交量，是文化水准，是国家背景，还是国际地位呢？作为一种定量和定性的评估，这些指数都很重要。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是每一个展会“独具的个性”。

　　法兰克福书展的个性来自于它悠久的历史，对于西方出版人而言，它已经成为每年一度的交易盛会。近百年来，西方几乎所有主流或非主流的出版商，都按照法兰克福的时间表安排自己的图书生产。伦敦书展的个性也很鲜明，它营造一种英国式的文化沙龙氛围。书商们来到这里，可能没有带来大量的版权，也没有十分明确的商业任务，只是为了会见朋友与同人，在书展之余，举一杯红酒或咖啡，在一个个轻松愉快的文化群落中游走。

　　与欧洲比较，美国文化充满了生机与挑战，尤其是他们商业化的气息，深深地浸入他们文化活动的每一个角落。有专家告诉我，在北美地区，只有那些大书商和那些专做国际贸易的书商，才会到欧洲去参加书展，而更多的本土化的中小型书商是不会跑到欧洲去的，他们丰富多彩的书，只能在美国书展上见到。

　　我们的书展的个性是什么？每年的主题是什么？是展示我们悠久的文化，还是彰显我们辉煌的今天？今年作家馆的建立似乎是一个亮点，但还缺乏稳定性，还不足以形成鲜明的个性。另外，我们还应该清楚，“书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每个国家都有类同的活动，像东京书展、首尔书展等，名气都不小。如果你没有“个性“，人家有了，书商们就会离开我们，向别处游动。我们所谓“四大之一”的地位就会动摇，甚至不复存在，这正是我心中的危机感之一。

　　关于“数字化”的启示
　　
　　今天谈版权交易，已经不能不说“数字化”的问题了，因为经过几年的演变，电子书已经成为各类出版活动的关键词。前几年参加“图博会”，就已经出现许多海外书商购买电子书版权的情况，但出价大多很低，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今年的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逆转，在我们出版社签约的项目中，电子书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比如，我们出版社的《中国读本》等童书，都卖出了数字版权。尤其是我们正在编辑的10卷本《丰子恺儿童漫画选》，只是展出一套封面，就签订了一份一万多美金的电子书版权合同。数字版权的出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版权购买者大多不要求独家授权，因此签约量很大，也比较容易成交。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数字化的冲击，已经不再是一个“传说”，它正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目睹此情此景，我自然地想到两个问题：

　　一是未来出版社将会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压。首先是“数字出版”的挤压。它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纸质书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下降；其次是“内容提供商”的挤压。因为这些年，许多出版社已经懒于原创选题了，他们把提供内容的事情，转交给民营工作室，自己成了“书号提供商”。而在这一轮数字化的商战中，“书号”的地位已经跌到了负值，在那里，书号再也找不到纸质书赋予它的 “光荣与价值”了。

　　二是目前数字出版商让传统出版社承担“内容提供商”的角色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首先，纸质书与电子书的内容和形式存在着许多不同，目前我们只是把电子书的内容提供作为纸质书生产的附属品。伴随着数字化贸易的迅速增长，这样的局面很快会改变。这就需要我们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调整好产品结构，成为纸质书与电子书的双重提供商。其次，真正的“数字化内容提供商”正处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成熟起来，霸道起来，迟早要独打天下，不会给纸质书的书商们留下更多的商业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