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贺绍俊看来，文学期刊体现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当代文学存在的方式和生命形态。他认为，文学期刊反映了当代文学的重要特点:组织性和目的性，而这又与文学的自由性和个人性相冲突，冲突之间形成的张力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文学期刊是这种张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或者说，文学期刊是这两种力量相抗衡的平台。“单纯谈文学期刊，还不见得能触及其本质问题。”文学期刊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的经历就像一个大熔炉，把文学期刊炼成独立的生命体，而这个独立体在每个阶段表现不一样。”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大潮中，文学精神和文学品质基本上是由文学期刊保留和继承的。“新世纪正在酝酿着另外一场变革，一直在谈着事业单位改制，这也涉及到文学期刊的出路和变化方向。作为传承文学精神和文学品质的文学生命体，文学期刊在这种境遇中若能化茧为蝶，文学的未来可能也会更美好。” 

    北京大学教授车槿山则谈到了文学杂志在新文化发生时起到的关键作用。他说，新文化的发生，与一大批文学期刊有很大关系，《莽原》《新潮》《语丝》等，数量惊人。没有它们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有影响的杂志都是文学杂志，而非其它学科杂志。“目前经济话语霸权，往日文学期刊盛行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但文学是特别重要的，应该有它的归途。” 

    与会者大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部分文学杂志尽管市场收益甚微，但被打造成城市文化的“名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文学期刊在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吴玄认为，现在的文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有市场的由市场来承担。市场推出来的文学作品，可能有很大的发行量，但是经常是非常“可疑”的。我们这个市场还没有发展成熟，文学仅靠市场和读者的选择，极有可能会把优秀的文学淘汰掉，即使像美国这样市场发展已颇为成熟的国家，单靠市场和读者进行选择的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作品，多是那种非常大众的、即时消费的文化产品。“文学期刊该做的就应该是把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推出来，确立他们的文学地位。” 

    与此同时，吴玄认为，有些人批评个别文学期刊因为体制保护而产生“垃圾”，但并非表明这种体制很糟糕，“如果是一群有追求的人在把握这种文学刊物，恰恰可以在体制内做一些事情，比如承担某种文学责任。体制内的刊物未必就一定会产生大量‘垃圾’，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3 期刊如何应对新的发展态势？ 

    “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文学趣味越来越窄，纯文学作家的知识性体系也很匮乏。在题材的把握上，也还有很多领域没有介入。传统文学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展开，它的生长还没有完成。可在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的却是文学衰落了，被打断了。这说明我们的内心力量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内心足够有力量，我认为，第一我们会说我们的文学空间没有开发完，第二其它领域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青年评论家夏烈将文学期刊置于文学发展现状中作如此表述。 

    “80后”作家文珍则认为，时代的确在变迁，网络文学的确泛滥，但这个时候文学期刊不该没落，反而应该坚持精英立场，至少告诉大众，好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期刊从业者应该有参与意识，参与时代发展，参与人们的生活。 

    李敬泽也认为，文学期刊的发展归根结底基于它在文学和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因此，文学期刊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和当务之急，其实是如何对文学新的发展态势作出敏锐、同时又是深思熟虑的反应。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曾经历过繁荣，不仅仅是由于当时的媒体环境，也是因为文学期刊在当时确实是以敏锐的触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站在时代前沿的。现在我们实际上更尖锐地面临这个问题，无论是文学期刊还是当代文学，与其天天焦虑，一会儿为市场焦虑、一会儿为网络文学焦虑，不如先为自己焦虑，怎么尽自己的本分，在这个时代真正成为有力的参与者，参与时代的文化发展，参与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公共生活，成为其中一种活跃的主动的有创造性的文化力量，这一点尤其应该思考和努力。以“80后”创办的杂志《最小说》《鲤》为例，他看到，实际上这些杂志跟它们的读者构成了一个小的共同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哪个文学期刊做到了这一点？或者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