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张健表示由于双方在地域上的分离，在采取何种模式、分工、后期运作、利润分割等方面很难达到一致，但在合作出版方面，北语社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如《汉语会话301句》、《图卡走中国》等。她介绍说，《汉语会话301句》原本是本版教材，后经和美国BARRONS（布朗）公司合作，对方提供美国的市场需求信息，北语社根据这些信息来重新改编。出版以后，对方负责销售。由于针对性很强，比较适合美国读者的特点，市场表现相当不俗。即便是在单纯的版权输出上，北语社在具体做法上也是分地区的不同有所侧重。“如日韩等国，我们侧重版权的输出，有的国家则侧重本版书的直接销售。因为每个国家的需求不一样，市场渠道也不一样。”

    艰辛和困难

    利用中国编辑对内容把控和国外公司对市场把控这两方面结合的优势，彭冬林将这种中外双方共同编写合作出版的模式称之为“借船出海”。然而，在教育图书（或者大而言之，包括所有种类的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航程中，依然充满着艰辛和困难。

    首先是我们自身方面的问题，和国外的出版商打交道，需要一批熟悉国外出版、了解国外惯例的专业人才，这样才能和对方展开有效的讨论、谈判、做出周全恰当的计划。而当前，我们对国外市场的了解还不那么充分。“人才队伍上，还需要积累和培养。”彭冬林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而且，对于单体出版社来说，需要国家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让中国的出版社和国外的出版机构有很好的对接。张健感慨说，走出去的资金投入比较大，成本高，出版社的负担较重。以北语社为例，他们每年都会派出四、五十人到国外不同的教育年会上去，这对一个出版社来说，需要一定的魄力和前期投入，才能够做得到。如果国家有这方面的奖励，出版社就可以安下心来扎扎实实的做些事情，同时也可以避免出现一些出版社只重版权输出数量，无视输出成效，做表面文章的现象。

    当前，在图书走出去方面，我国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层面上，基本还是以版权输出为主，并且对输出后的后期监控和市场表现，我们还没有深入的跟踪工作，“还需要再细化的工作，提高我们输出的有效性。”张健如是说。

    对于教育专业理论图书走出去的前景和未来，王瑞书指出当前中国的研究成果比较薄弱，这需要我们的教育学家们能够耐下心扎扎实实的做些实证性的研究，如果仅仅采用思辨性研究模式，从文章到文章，只有观点和理念，势必很难得到国外的接受。“人家对你的研究成果都不认同，相关的图书又怎么能够走得出去呢？”

    他寄望于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上升，“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后，我们的教育出版也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不光是数学学科，还有心理学、亲子教育等教育学研究都需要更多的被世界公认的成果”。的确，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来认识、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这也正是我们走出去的真正目的所在。